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成功，有人提出在里面镶嵌毛主席像，结果造成卫星严重超重上不了天，可谁也不敢摘,只得请周总理拍板！ 1969年4月23日深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内灯火通明。钱学森和孙家栋正在检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各项发射准备工作。这间并不算大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图纸和技术文件，墙上挂着的挂钟显示已近午夜。第二天，东方红一号卫星就要发射了，这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容不得丝毫差错。 就在几天前，这个项目还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那是在例行称重检查时，技术人员发现卫星重量超出设计值整整1.5公斤。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工程师们都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火箭推力、轨道设计都是根据原定重量精确计算的，1.5公斤的重量差异足以影响整个发射任务。 经过仔细排查，很快发现了超重的原因。在卫星的一个舱室内，被人偷偷放入了一枚纯金打造的毛主席像章。这是一些参与零件生产的技工们的主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但他们并不了解航天器的重量控制有多么严格。 在航天领域，每一克重量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整体重量控制在173公斤，这是根据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而定的。工程师们反复计算着各种参数：轨道高度、逃逸速度、燃料消耗，所有数据都表明：如果不解决超重问题，发射将面临极大风险。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个问题变得异常棘手。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忠字化＂运动。任何被认为是不敬的行为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那枚金质像章虽然给卫星带来了致命的技术隐患，却没有人敢轻易提出将其取出。 几位负责卫星总装的工程师私下找到钱学森和孙家栋，汇报了这个情况。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钱学森和孙家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反复核实了各项数据，讨论了多个应对方案。调整轨道参数？增加火箭推力？这些方案都因技术限制而无法实现。 在办公室里，几位工程师围着装有像章的舱室反复查看，默默地记录着数据。挂钟的指针一分一秒地走着，但始终没有人敢对那枚像章伸出手。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钱学森常说的话。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连这样简单的真理也变得难以坚持。 经过反复商议，钱学森和孙家栋一致认为，必须寻求更高层的指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政治智慧来化解的难题。最终，他们决定向周总理汇报这个情况。这个决定让所有知情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心中，周总理一直是一个能够明察秋毫、实事求是的领导人。 几天后的深夜，望着办公室里忙碌的身影，钱学森和孙家栋的心情终于轻松了许多。但他们知道，东方红一号要成功飞上太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向周总理汇报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听取了钱学森和孙家栋的详细说明后，周总理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询问了卫星的各项技术指标。他详细了解了火箭的推力参数、预定轨道高度，以及超重对发射的具体影响。 在场的几位工程师你一言我一语，向总理介绍着航天技术的专业知识。周总理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这种对科技细节的关注，让在场的科技工作者感受到了来自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讨论完技术问题后，周总理话锋一转，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布置。他指出，作为国家最高政治场所的人民大会堂，并没有悬挂任何领导人的画像，只有国旗和国徽。这看似无关的例子，却给在场的人带来了醍醐灌顶的启示。 周总理进一步指出，科学是求真务实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情感而影响判断。他强调，真正尊重领袖的方式，是把事业做好，而不是依靠一些形式主义的表现。这番话既指明了问题的实质，也为解决难题指出了方向。 当天下午，几位工程师就开始着手调整卫星构件。取出像章后，他们对卫星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检查和参数调试。所有人都干劲十足，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专注于技术本身，而不必为其他因素分心。 1969年4月24日清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片繁忙。发射塔架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巍然矗立，东方红一号卫星已经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就位。这个重达173公斤的航天器，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心血和智慧 上午7时，随着一声令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拖着橘红色的火焰腾空而起。火箭破空的轰鸣声在戈壁滩上回荡，地面的技术人员屏住呼吸，紧盯着显示屏上的各项数据。当确认卫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的消息传来时，发射中心沸腾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不负重托，在太空中开始了它的使命。它不仅向全世界播放了《东方红》乐曲，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这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整整20天，完成了163圈环绕地球的飞行，发出了约2400次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它传回的各项技术数据，为中国后续的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回望这段历史，人们不禁感慨：正是周总理的明智决断，化解了一个看似棘手的难题。这不仅体现了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更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务实求真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