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妻子离世，仅仅过了6个月，吴晗也追随妻子而去，至今骨灰下落不明；吴晗的养女吴小彦于 1976 年 9 月 23 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的计划，古建筑的拆除在城市逐渐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的背景和原因。为了保护北京这座四朝古都的历史遗产，尤其是保存现存的完整牌楼街，梁思成与吴晗展开了激烈争论。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丈夫，深知历史建筑的价值。吴晗的言论激烈刺激了梁思成，他气愤至极，失声痛哭。 不久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时发生了冲突。林徽因当时身体状况不好，肺病严重，嗓音沙哑，但她依然愤怒地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这次冲突只是林徽因与吴晗多次争论中的一部分。 吴晗出生于1909年，正值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度过人生唯一的荒唐时期，而吴晗的成长也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吴晗在浙江义乌出生，在12岁时进入金华上中学，虽然接触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但在班级同学的影响下，他也学会了抽烟和打麻将。吴晗在中学时的学习态度并不积极，甚至一度差点被学校开除。 胡适已声名显赫，吴晗也有机会接触到他的思想。最终，吴晗考入了中国公学，尽管家人最初并不支持他继续升学，甚至一度打算到天台山当和尚。但冥冥中的机缘使他进入了这所学府。在中国公学，吴晗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胡适。胡适的思想对吴晗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通过与胡适的接触，吴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1969年的深秋，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中。这一年的9月，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后，悄然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榻上的吴晗始终念叨着六个月前离世的妻子。这对相伴多年的夫妻，最终在短短半年内相继离开人世，留下无尽的遗憾与追思。 回望吴晗的一生，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令人敬佩。作为我国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历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明代社会经济研究》等著作，不仅展现了扎实的史料功底，更体现出他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在学术圈内，吴晗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赢得了同行的广泛认可。 除了在学术领域的建树，吴晗还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一职。在这个位置上，他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本色，将研究精神带入行政工作中。他关注民生，重视教育，为北京市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便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他依然坚持进行历史研究，笔耕不辍。 婚后，吴晗夫妇膝下无子，但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吴小彦。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这个三口之家过着简单而温馨的生活。闲暇时，吴晗常常会给妻子和养女讲述历史故事，将严肃的学术研究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家常话题。 1976年9月23日，一个令人心痛的消息传出：吴小彦在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继父母相继离世后，这个家庭遭遇的又一个巨大打击。至此，这个曾经温馨的三口之家，在短短七年间相继离世，让后人扼腕叹息。 常任侠，艺术考古学家，曾讲述他与吴晗在狱中的生活。廖沫沙和吴晗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每天他们一同领取难吃的牢饭，然后找空座位坐下。吴晗的嗓音已经失去，无法发出声音。一次，廖沫沙轻声问他问题，吴晗只是指着自己受伤的胸口，没有回答。后来，大家得知吴晗在狱中去世，死因是胸部的瘀血和喉部的骨鲠。
吴晗在20世纪50年代的自传中写道：“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袁震的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卧床不起。那时他们住在乡下，上课得来回走四十里。某次袁震必须住院治疗，但由于经济困窘，根本凑不出钱，感叹不已。在过年时，他贴了一副春联写道：‘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尽管生活贫困，过着卖书为生的艰辛日子，但吴晗一直关心着学生的情况，慷慨解囊，赠送书籍。李埏曾因为没有住所，得到了吴晗的帮助，被安排住在他的书斋里。吴晗还亲自买了一本《四库提要》的万有文库精装本赠送给李埏。李埏在回忆中真挚地写道：尽管吴晗自己生活拮据，但他仍然为我破费，这份恩情令我至今感到无比感激。 196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北京的阳光明媚，温暖而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后，吴晗邀请戴逸留下来谈话。在阳光洒进会议室的温暖氛围中，吴晗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显得十分高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戴逸：“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明史的编纂历时近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必将需要几十年。当前，清史仍是一片荒芜的领域，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人非常少。” 然后，吴晗开门见山地说：“因为你研究近代史，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我来找你谈谈，想听听你对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看法。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你有什么意见？”此前，戴逸从未考虑过专门研究清史，也未曾听说过有关清史编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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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