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在英国睡大街，我也不回中国！”香港女教师对制度不满，直接放弃4万多月薪，放

“就算在英国睡大街，我也不回中国！”香港女教师对制度不满，直接放弃4万多月薪，放弃香港身份，前往英国发展，然而到了英国后，现实却狠狠打脸，女的在姜饼厂做流水工，原来拿三万月薪的老公沦落到送外卖......     菲奥娜，38岁，香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月薪4万港币。她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们爱她的风趣，同事们夸她的专业。阿曼，42岁，公交车司机，月薪3万港币，性格豪爽，爱在朋友圈晒生活点滴。 两人结婚十年，育有一个8岁的女儿小雅。表面光鲜的日子，却藏着无尽的窒息感——40平米的家住着五口人（包括菲奥娜父母和菲佣），女儿的书桌只能塞在床底，房贷像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2020年，香港的街头抗议和高压政治氛围让菲奥娜心生退意。加上她对香港“填鸭式”教育的不满——“学生只为考试而活，太可怜了！”——她开始向往英国的“快乐教育”。   朋友圈里，移民英国的案例层出不穷：有人晒大House，有人吹嘘高薪工作。英国签证的推出更像一剂强心针，菲奥娜和阿曼一拍即合，决定“逃离香港”。 他们卖掉了尖沙咀的房子，套现42万港币，带着小雅登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飞机上，菲奥娜靠在舷窗边，想象着未来的生活：宽敞的独栋别墅、绿草如茵的校园、轻松的教学工作……她甚至哼起了《My Fair Lady》的旋律，觉得自己像奥黛丽·赫本，迎接新生。 2021年秋，伦敦的阳光洒在克鲁小镇的街道上，菲奥娜一家租下了一栋“两层小别墅”。她兴冲冲地投递简历，自信满满：“我在香港教了十年英语，英国学校肯定抢着要我！”可一个月过去了，投出的50份简历石沉大海。她才发现，香港的教师资格在英国不被承认，想拿到本地执照得重考，耗时至少两年。 存款在飞速减少，菲奥娜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当地的姜饼厂应聘流水线工人。面试时，厂长上下打量她：“你这细胳膊细腿，干得了体力活吗？”菲奥娜咬牙点头，硬着头皮签了合同。   每天8小时，她站在轰鸣的流水线旁，重复着“叠饼干—装盒—封口”的动作，手指被糖浆黏得发红，腰酸得直不起来。午休时，她躲在休息室，偷偷翻看香港的学生给她写的感谢信，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信纸上。 阿曼的日子更不好过。他在香港开惯了大巴，以为在英国能轻松找到司机工作，可英语不佳让他连驾照考试都过不了。无奈之下，他当起了外卖员，骑着自行车在雨中穿梭。伦敦的冬天冷得刺骨，阿曼的制服常被雨水泡透，回家后只能瘫在沙发上咒骂：“这破地方，连狗都不来！” 42万港币的存款，四个月就见了底。别墅租不起，他们搬进了一间40平米的出租屋，墙壁斑驳，地板吱吱作响。小雅的学校虽免费，但菲奥娜发现，所谓的“快乐教育”不过是空话——女儿因粤语口音被同学嘲笑，回家后常常闷在房间不说话。菲奥娜心如刀绞，可她连安慰的力气都没有。   2023年冬，姜饼厂的加班让菲奥娜疲惫不堪，回家后却发现阿曼醉倒在沙发上，旁边散落着空啤酒罐。她气得发抖：“你能不能振作点？整天喝酒有什么用！”阿曼猛地坐起，红着眼吼：“你以为我愿意送外卖？是你非要来英国，现在怪我？”争吵声惊醒了小雅，女孩抱着枕头躲在角落，默默流泪。 阿曼开始酗酒，菲奥娜则深夜失眠，翻看着香港的旧照片——尖沙咀的夜景、学生们的笑脸、父母的唠叨……她想起移民前，阿曼曾豪言：“宁当英国乞丐，也不回中国当皇帝！”如今，他们真的成了“乞丐”，却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 2024年，一家香港媒体采访了菲奥娜一家。镜头前，菲奥娜强挤笑容，试图掩饰眼角的泪痕。阿曼却冷笑：“下次你们再来，我们可能已经离婚了。”记者追问：“后悔移民吗？”菲奥娜沉默良久，低声说：“我不知道……或许我们该回去，但回去又能怎样？” 2025年春，菲奥娜站在姜饼厂的流水线旁，耳边仍是机器的轰鸣。她偶尔会收到香港朋友的微信，问她过得怎样。她想说实话，却总打下“还好”两个字便按了删除。阿曼的外卖车换了辆新的，但他的眼神依然空洞。夫妻俩的争吵少了，却多了一层冷漠的沉默。小雅渐渐适应了学校，可她已不再提起“想家”。 菲奥娜常在深夜想起香港的那间40平米小屋。虽逼仄，却有家人的笑声；虽拥挤，却有归属的温暖。她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英国的签证给了他们“自由”，却拿走了他们的身份、职业和婚姻。 菲奥娜和阿曼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无数移民者的挣扎。他们带着憧憬离开故土，却在异乡摔得头破血流。 信源：粤港澳观察——香港女教师一家移民英国时大叫“宁当乞丐也不回国”，如今沮丧地对记者说：“下次采访时，我们可能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