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这两句嘱托，反映出了陈独秀晚年的困境。
他作为丈夫牵挂着34岁妻子的未来，作为知识分子，他至死守护文人的傲骨。
此时，潘兰珍已经陪伴陈独秀度过12年流亡岁月，从上海亭子间到南京老虎桥监狱，从武汉炮火
到江津陋室，始终不离不弃。
而陈独秀口中的“教育部款项”，正是他拒不改名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稿费。
这笔钱即便在全家断粮时也分文未动，最终成为陈独秀留给时代的最后一份气节宣言。
1930年的上海熙华德路，22岁的潘兰珍和化名“李先生”的陈独秀相遇。
此时的陈独秀，正处于人生至暗时刻：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相继就义，第二任妻子高君曼离去，反动派国民党悬赏3万大洋通缉。
两人在石库门楼道里的交往，充满乱世中的诗意，陈独秀教她识字读诗，她则为“李先生”洗衣做饭。
当潘兰珍发现这位邻居竟然是叱咤风云的陈独秀时，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在1932年他入狱后，辞去工作变卖首饰，带着养女潘凤仙奔赴南京，在监狱旁租下陋室，五年如一日送饭探监。
面对狱卒的刁难、特务的恐吓，都没能动摇她的决心。
陈独秀曾经对探监亲友坦言：“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唯一的光亮。”
而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五年，成为这对夫妻情感淬炼的熔炉。
当时陈独秀在狱中写下《金粉泪》等诗作，痛斥时局，潘兰珍则将他的文稿缝入衣襟，躲过数次搜查。
这段经历让陈独秀看清了妻子的坚韧。
出狱后，他拒绝反动派蒋介石10万大洋的拉拢，也婉拒延安的邀约，带着潘兰珍辗转到江津。
在邓仲纯家遭冷遇时，潘兰珍默默忍受主妇的羞辱，全家断粮时，她当掉最后的首饰换米。
陈松年回忆：“父亲常说，如果没有兰珍，他活不过江津的冬天。”
可以说，在江津的四年是陈独秀困境达到的顶点。他拒绝动用2万元稿费，宁愿典当友人赠送的灰鼠皮袍。
周恩来代表延安送来1000银元，他也是原封退回：“延安同志更需此物。”
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与他早年经历形成强烈呼应。
1917年蔡元培为让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不惜伪造“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学历，当年他能为理想打破规则，晚年却为气节固守底线。
他允许改嫁的豁达，打破传统士大夫“从一而终”的桎梏，体现对女性自主的尊重。
而潘兰珍也践行了这份遗言，陈独秀逝世后她拒绝各界资助，辗转四川农场、上海小学食堂谋生，直到1949年因为宫颈癌病逝，却始终没有用丈夫之名换取半分便利。
而陈独秀拒收的2万元稿费，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研究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物，印证了“风骨比金钱更不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