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四年冬天，海宁城的夜晚黑得像被泼了墨，53岁的谈迁坐在书房的小板凳上，瘦骨嶙峋的手不停地摸着桌上那部写了27年的《国榷》手稿。 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记着从元朝天历元年到明朝崇祯十七年发生的大事小情，每一页都藏着他四处找资料的辛苦，还有无数个熬夜写书的夜晚。 可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出来，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感觉掉进了冰窟窿——原本堆满手稿的桌子空空的，窗户的插销断了，地上只有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一直延伸到远处。 手稿被偷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整个海宁城都炸了锅，街上到处都是交头接耳议论的人，茶馆酒楼里更是吵吵嚷嚷。 读书的文人急得不行，有的直拍大腿，说老天爷不长眼；有的在城门口贴告示，说要悬赏找手稿，嘉兴知府听说后，专门派人来安慰，喜欢藏书的人也写信来表示支持。 可大家找了又找，就像把石头扔进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那部花了半辈子心血写的书，就这么没了踪影。 谈迁整天坐在空荡荡的书房里发愣，眼睛直直地盯着墙角的砚台，冷风从破窗户呼呼地灌进来，把地上几张零散的草稿吹得乱飘，可再也拼不回原来完整的样子。 过了几天，有人看见他背着一个旧布包，走路摇摇晃晃地往县城的藏书楼去，他眼睛里全是血丝，脸色比以前更差了，但眼神却像着了火一样——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决定重新再写一部《国榷》。 为了找到准确的资料，谈迁开始了漫长的奔波，他徒步在江南的雨里走，在破破烂烂的祠堂里翻看地方志，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听老人讲以前的事儿。 每到一个藏书楼，他都会认真地在登记本上写下“海宁谈迁”，然后小心地翻开那些旧书。 夏天的时候，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背上难受极了，可他根本顾不上，只顾低头抄写。 冬天的时候，砚台里的墨水都冻住了，他就用嘴哈气把冰化开，手指冻得僵硬，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 两年后，谈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北京，他把家里仅有的几件能换钱的东西都卖了，凑够路费，揣着已经写好的一叠稿子就出发了。 一路上，他没地方住就睡破庙，或者在马车夫的棚子里将就一晚，到了北京，他在城郊租了一间漏雨的小屋子，每天天还没亮，就啃着冷馒头，走好几里路去翰林院、内阁文库查资料。 为了抄一份重要的报纸，他经常在衙门门口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允许进去了，就争分夺秒地抄写，一直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重新写书的日子里，谈迁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有一次，一场暴雨突然下起来，把他放在窗边的二十多本草稿全泡成了纸浆。 他急得一夜没睡，守在油灯前，一页一页地把湿纸抚平晾干，还有一回，跟着他多年的老仆人病死了，这下没人帮他忙了，找资料、整理、抄写全得他一个人干。 可这些倒霉事儿不仅没打倒他，反而让他更坚定了，他的桌子上一直放着一块刻着“不惑”两个字的镇纸，就像在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别放弃。 就这样，经过四年的拼命努力，新的《国榷》终于写完了，这本新书比第一版更详细、更准确，加进了很多从宫里档案和民间打听到的珍贵资料。 消息一传开，江南的文化圈又热闹起来了，学者们抢着借来看、抄下来，藏书的人也都争着请谈迁去家里做客。 可谈迁只是把书稿仔细包好，又背上布包，继续出门找资料去了，就好像之前手稿被偷、那些辛苦的日子，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只是他追寻历史真相路上的一段小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