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尖捏着半块凉透的米糕，目光却黏在《大明律》中“民为邦本”四字上，晨露打湿了青布长衫也浑然不觉。

彼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攥着书卷的岭南少年，日后会在大明的官场上，把“为民”二字活成了刻在骨血里的信条。

邝堃的少年时光，是伴着珠江潮声与书页翻动声度过的。

他家并非望族，父亲是个靠代写书信维生的穷秀才，却总把“耕读传家”四个字贴在堂屋正中。

有年除夕，南海县下了罕见的大雪，家中米缸见了底，父亲却顶着风雪去书铺赊了本《资治通鉴》，回来时冻得手指发紫，却笑着对邝堃说：

“饿肚子能忍，脑子空了可忍不得。”

这份对书的执念，成了邝堃最鲜明的底色。

乡塾先生常说他是“钻核生”——别人读经书只记字句，他却总要刨根问底：

读《论语》“为政以德”，他会追着先生问“若遇灾年，德政该如何落地？”；

读《大明会典》里的漕运制度，他会画张简陋的河道图，琢磨“如何让江南的粮船快些到岭南？”。

十五岁那年，他徒步百里去佛山镇，只为向一位退休的老河官请教珠江水利，回来时草鞋磨穿了底，却捧着满纸治水笔记，在月光下笑得像得了宝。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十岁的邝堃背着一捆旧书、带着母亲缝的蓝布行囊，踏上了北上太学的路。

从南海到京师，他走了三个多月，沿途见了太多流离的灾民：

淮河岸边，有妇人抱着饿毙的孩子哭到失声；

河南境内，流民啃着树皮赶路，身后是被黄河水冲毁的家园。

这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他在客栈的油灯下写了句札记：

“书中道理，若不能救百姓于饥寒，纵读万卷亦是空谈。”

在太学的三年，邝堃成了最“不合群”的学生。

同窗们忙着结交权贵子弟、钻研八股技巧，他却总往户部、工部的衙署跑，缠着吏员问赋税细则、治河章程；

别人聚在酒肆吟诗作对时，他在街头听小贩抱怨苛捐，在驿站记录过往商旅的难处。

太学祭酒曾斥责他“不务正业”，他却躬身回道：

“学生以为，正业不是写好文章，是知民间疾苦。”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邝堃以二甲进士出身，被授吴县知县。

彼时的吴县，看似是江南富庶之地，实则藏着诸多弊病：

倭寇刚退，沿海村落残破不堪；

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流民占了全县人口的三成；

县衙里的吏员勾结乡绅，赋税账簿乱得像堆废纸。

他到任那天，没有鸣锣开道，只带着一个随从，穿着便服走了半个吴县.

看到的是断墙残垣里啼哭的孤儿，

是田埂上望着荒田叹气的老农，

是码头边被苛税逼得跳河的商贩。

当晚，邝堃把县衙的烛火点到了天明。

他在案头贴了张纸，上面写着“民瘼二字，刻心不忘”，然后提笔拟了三条政令：

第一，凡倭寇残破的村落，免三年赋税，官府拨粮种助其复耕；

第二，清查全县土地，豪强多占的田亩一律收回，分给流民；

第三，革除县衙冗余吏员，所有赋税收支张榜公示，让百姓看得明白。

当地最大的豪强、前吏部尚书的侄子顾三，带着百余名家丁堵在县衙门口，拍着门喊：“邝堃你个岭南小官，也敢动顾家的田？”

邝堃没让人开门，只隔着门板高声道：

“顾公子，田是朝廷的田，民是大明的民。你多占一亩，就有一户百姓饿肚子——这田，我不仅要动，还要动到底。”

第二天一早，邝堃带着衙役去顾家查田。

顾三让人放恶犬拦路，他却亲手捡起一块石头，砸向狗链，沉声道：

“今日查田，有我在，谁也拦不住。”

他当即把顾三押回县衙，按律治罪，将追回的粮食和土地分给了百姓。消息传开，吴县百姓扶老携幼去县衙门口磕头，邝堃站在台阶上，对着百姓深鞠一躬：

“这是我该做的，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大明的律法，谢你们自己的辛苦。”

在吴县的五年，邝堃干了太多“得罪人”的事：

他疏通了淤塞多年的胥江，让灌溉的水淌进了千亩稻田；

他在县城办了三座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

他改革了徭役制度，让豪强和百姓一样服役，不准徇私。

有次，苏州知府为了讨好上级，要吴县多缴两万石粮，邝堃直接写了封奏折，历数吴县百姓的难处，竟把这事顶了回去。有人劝他“别太刚，会得罪上司”，他却笑着说：

“我怕得罪百姓，不怕得罪上司。”

离任那天，吴县百姓自发在路边摆了香案，送的米酒、糕点堆成了山。

邝堃什么也没要，只带走了百姓送的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吴民父母”四个大字。

他把木牌绑在行囊上，一路南下赴新任，木牌随着脚步轻轻晃动，像在提醒他：无论到了哪里，都别忘了当初的誓言。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邝堃调任赣州知府。彼时的赣南，正是倭寇侵扰最烈的地方.

倭寇从福建沿海登陆，窜入赣南山区，烧杀抢掠，甚至攻陷了瑞金县城，百姓深受其害。

邝堃到任时，赣州城的城门白天都关着，街上行人稀少，商铺大多闭店，空气中都带着恐慌。

他没先去知府衙门，而是直接去了赣州卫的军营。

看到的却是士兵们军纪涣散，有的在赌钱，有的在喝酒，盔甲扔在一边生了锈。

卫指挥使见了他，还满不在乎地说：

“倭寇凶悍，咱们守着城就好，没必要去招惹。”

邝堃听了，当即把桌上的酒坛掀翻，厉声说：

“城是百姓的城，若倭寇来了，咱们守不住，百姓怎么办？你们穿的是大明的盔甲，拿的是朝廷的俸禄，岂能贪生怕死？”

当天，邝堃就接管了赣州卫的兵权。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招募乡勇。

他亲自去山区的村落，对百姓说：

“倭寇抢的是你们的粮，烧的是你们的房，杀的是你们的亲人。咱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把他们赶出去。”

百姓见知府大人都敢跟倭寇拼命，纷纷报名，没几天就招募了三千乡勇。

接着，他开始练兵。

每天天不亮，他就穿着铠甲站在练兵场上，亲自教士兵们刺杀、射箭，累了就和士兵们一起吃粗米野菜。

有次练兵时，他不慎从马上摔下来，胳膊擦破了皮，士兵们劝他休息，他却爬起来继续练，说：

“我这点伤算什么？倭寇刀下的百姓，伤得比我重多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秋，倭寇三千余人围攻赣州下辖的石城县。

邝堃接到消息，立刻带着两千士兵和乡勇驰援。

走到半路，探子来报，倭寇已经攻破了石城的外城，正在城内烧杀。

邝堃当即下令：

“加快行军，晚一步，石城的百姓就完了！”

军队赶到石城时，正撞见倭寇在街头砍杀百姓。

邝堃没等军队列阵，就拔出佩刀，大喝一声：“跟我上！”率先冲了上去。

士兵和乡勇见知府大人冲在前面，也都红了眼，跟着杀了过去。

这场仗打了整整一天，从街头杀到巷尾，邝堃的铠甲被鲜血染透，手臂也被倭寇的刀砍伤，却始终没退一步。

直到夕阳西下，倭寇终于支撑不住，狼狈逃窜，石城才得以保全。

战后，邝堃站在石城的城墙上，看着满目疮痍的街道，看着百姓们在废墟中寻找亲人，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让人把战死的士兵和百姓好好安葬，又亲自去慰问受伤的百姓，给他们送药送粮。

有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哭着说：

“大人，若不是您，我们早就死在倭寇刀下了。”

邝堃握着老太太的手，轻声说：

“保护你们，是我的本分。”

在赣南的四年，邝堃率领军民与倭寇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他不仅击退了倭寇，还在赣南修建了数十座堡垒，组织百姓开垦荒地，让战后的赣南慢慢恢复了生机。

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在赣州城里建了座“邝公祠”，每逢过节，都有人去烧香祭拜。

明隆庆四年（1570年），五十岁的邝堃因积劳成疾，向朝廷请辞，获准归乡。

离开赣州那天，百姓们送了他几十里路，直到看不见赣州城的影子，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邝堃坐在马车上，看着窗外熟悉的岭南风光，心里却想着：“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

回到南海县后，邝堃没闲着。

他看到家乡的乡塾太少，穷人家的孩子还是没书读，就用自己的俸禄办了五座义学，还亲自去义学讲课，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常对孩子们说：

“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为了明白道理，是为了能帮到身边的人。”

南海县的珠江支流经常泛滥，淹没两岸的农田。

邝堃知道后，不顾自己的病痛，带着百姓去疏通河道，修建堤坝。

他和百姓们一起扛石头、挖泥土，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歇会儿，渴了就喝口山泉水。

有百姓劝他：“大人，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别这么辛苦。”

他却笑着说：“我是南海人，家乡的水，家乡的田，我岂能不管？”

在乡居的十年里，邝堃还整理了自己多年的为官笔记，写成了《治政录》一书。

书中记录了他在吴县、赣南的治政经验，也写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思考，他希望这本书能给后来的官员一些启发。

他在书的序言里写道：“为官者，当以民为念，以国为家。若能如此，何愁天下不治？”

明万历八年（1580年），六十岁的邝堃在睡梦中安然离世。

临终前，他对家人说：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我死后，不要厚葬，把我的俸禄剩下的钱，都捐给义学，给孩子们买些书。”

邝堃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南海县的百姓都哭了。

他们自发地为邝堃送葬，队伍从邝家老宅一直排到了墓地，绵延数里。

后来，南海县的百姓也在县城里建了座“邝公祠”，与赣州的“邝公祠”遥相呼应，成了两地百姓纪念这位循吏的地方。

如今，四百多年过去了，邝堃的名字或许不再为太多人所知，但他在吴县疏通的胥江依然流淌，在赣南修建的堡垒依稀可见，在南海创办的义学虽已改建，却仍有孩童在那里读书。

那些他曾守护过的百姓，那些他曾付出过的心血，都化作了大明历史里一抹温暖的亮色，提醒着后人：何为为官之本，何为为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