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讳言，我对父亲颇有微词，50年代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就因为一点账目不清问

无需讳言，我对父亲颇有微词，50年代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就因为一点账目不清问题，被单位除名。要说那问题放在现在，简直是无足轻重。 于是，连带着家里享受多年的烈属荣誉也被取消。 烈属证是爸爸的亲兄弟去抗美援朝，用生命换来的。 不止于此， 父亲的问题让他成了当地派出所的监视对象，坏分子的标签就此贴上，一家六口也就连带遭罪：母亲辞了工作，帮父亲做很辛苦的小买卖，一生没有幸福过；大哥和我小学都没念完，他去做学徒工，我去插队，老三和老四出生没多久就抱送给他人。租住的二间公房，因交不起租金，被迫退出一间，一家子的生存境遇，简直是从天上坠到了地下。 我对父亲最深的抱怨是在插队期间，由于没有体力，在田间劳动的表现欠佳，得不到农民认可，也没有招工上调的后门可走。我在山区那偏僻的小乡村艰难地度过了多年。许多知青都调走了，最后一些和我朝夕相伴的剩余知青，由于有了“退补”这根救命稻草，也走了。我那空旷的知青楼，最后只剩我一人孤零零存活。寂寞孤独中，我难免怨起了父亲，他如果没有丢掉公职，我应该也可以顺利回城的。 7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总算以“父母无单位”招工政策得以回城，颇有“败也父母，成也父母”的味道，这味道，自然是辛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