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夜，戴笠许诺婚嫁，转眼却将她囚禁。
1946年早春，山城街头，一位衣衫褴褛的女子倒卧在破庙石阶上，蓬头垢面，喃喃自语，声称自己是军统头子的妻子。路人匆匆而过，无人理会她的悲诉。数日后，她悄然离世，冰冷的手中攥着一枚锈迹斑斑的勋章。一位年迈的退伍军人认出了这枚象征着军统身份的奖章，叹息道：“这是戴先生的秘书吧。” 消息传开，军统内部一些资深人员才记起周志英的名字。翻阅陈旧的档案，发现她的记录止于1943年秋季，此后便没了踪影。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戴笠身边确实曾有过这么一位女子。
周志英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35年，彼时她还是浙江警官学校的一名年轻文员，才华出众，容貌姣好，在学校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一次，军统负责人戴笠来校视察，两人初次相遇。不久，学校接到调令，需派遣一名女职员前往重庆军统局协助行政工作，周志英脱颖而出，前往山城。她在军统局从基层文书做起，凭借勤勉的工作态度，逐步晋升到核心部门，最终成为戴笠的贴身助手。
她的办公桌就在戴笠办公室的隔壁，两人频繁接触，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私下里也常有轻声细语的交流。后来，她成了戴笠的私人秘书，经常加班到深夜，甚至在局里过夜。局里的人心知肚明，却没人敢多言。1941年秋季，周志英向戴笠表达了对名分的渴望，她不愿再默默无闻地生活，也不愿再依靠药物来维持身心健康。戴笠沉默片刻，未作回应。数日后，他告知周志英，军统有规定，战时禁止婚嫁，但他愿意私下操办婚事，让她先搬入新居，婚事手续随后补办。第二天清晨，王秘书开车送她离开军统局。她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然而汽车却驶向数十里外的息烽监狱，她被押入牢房，从此人生被禁锢。
接下来的两年，周志英音信全无。1943年秋季，她突然获释，没有解释，也没有问话。她径直来到军统局门口，日夜守候。一位老职员认出了她，向戴笠禀报。戴笠犹豫再三，还是让人把她带了进去。见到戴笠，她情绪崩溃，扑上前去痛哭，戴笠却把她推开，转身离去。她大声呼喊，被强行带走。数日后，她再次出现在军统局门口，甚至跪在路中央拦车，高声讲述她和戴笠的故事，引起不小的骚动。戴笠震怒，下令再次逮捕她，秘密关押在白公馆，数月后又转回息烽。
此后，她彻底从军统局的记录中消失。新来的职员从未听闻过她的名字，老职员也不再提起。坊间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她疯了，有人说她已经死了。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清理档案时，有人偶然提及周志英，沈醉下令彻查。看守打开一间长期闲置的牢房，周志英依然被囚禁在那里，坐在墙角轻声哼唱童谣，头发凌乱，衣衫褴褛，眼神空洞。没人知道她为何被长期囚禁，也没人关心她的过往。获释后，她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向路人声称自己是军统头子的妻子，却无人相信，甚至被当成疯子驱赶。那枚锈迹斑斑的勋章是她唯一的凭证，当人们发现时，一切都已太晚。老军统人员回忆说，那年风很大，有个女人在局门口站了一整天，一动不动。后来，人们便忘记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