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华宁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4岁父亲去世，他接手家里小酒坊，硬是靠着聪明和勤奋撑起了家。后来，1955年，他进了玉溪地区行署当人事科长，展现了不俗的管理能力。1979年，他被调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那时候，厂子破败不堪，设备老旧，工人没干劲。他上任后大刀阔斧搞改革，引进新设备，改进工艺，还亲自跑烟田教烟农种好烟叶。几年下来，玉溪卷烟厂起死回生，“红塔山”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他也得了“亚洲烟草大王”的名号。1994年，他还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风头一时无两。 可好景不长。199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把他推向深渊，举报他贪污公款、乱分国有资产。1996年，云南省纪委开始调查，他被停职。到了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院公开审理这桩大案。检察机关指控他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还说他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面对这些，他没慌，在最后陈述时语气平静又硬气。他说自己17年在卷烟厂干活，有些操作确实不合规，比如多发奖金激励员工，这400万他认了，错了就担着。但受贿那几千万，他死活不认，说自己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 法院最后判了。认定他犯了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给了他无期徒刑，政治权利也终身剥夺。这判决一出，社会上吵翻了天。有人觉得他功劳那么大，判太重了，没算他为企业改革做的贡献；也有人说，法律不看功劳，只看事实，犯了法就得罚。他的案子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还暴露了当时国企改革的乱象。那年代，国企转型压力大，企业家们在灰色地带摸索，违规的事儿不算少见。褚时健这400万违规收入，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激励机制的漏洞。 2002年，74岁的他因糖尿病保外就医，出了监狱。他没闲着，和妻子马静芬跑到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荒地种橙子。条件差、市场难，他愣是靠经验和韧劲种出了“褚橙”，品质好到爆，后来还搭上电商火遍全国。这事儿让人感慨，他从低谷爬起来，硬生生又干出一番事业。2019年3月5日，他因病去世，91岁。他走后，大家都在缅怀，也在讨论他这一生到底意味着啥。 说到他1999年的案子，得说清楚几点。他在卷烟厂干了17年，确实有功，把一个烂摊子变成了行业标杆。可功不抵过，违规拿钱是事实，法律没法睁眼闭眼。那400万他自己认了，说是奖金多发，这在当时国企里不算啥稀奇事儿。可受贿几千万，他不认，法院却定了罪。这里面有没有冤情，外人不好说，但程序上走的是公开审理，证据得摆上桌。他的陈述，透着一种态度：错了认，冤的不背。这话听着挺硬气，也让人琢磨他到底是啥样的人。 这案子还牵出了大问题。国企老总咋管？奖金咋发？法律咋定？褚时健的遭遇，不是孤例。那时候，改革开放刚起步，很多企业家在体制夹缝里干活，干好了是功，干砸了是过，界限模糊。他的判决，成了个标志性事件，让人开始反思国企改革咋走得更稳当。后来，他种橙子成功，又让人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跌倒了还能爬起来，靠本事说话。 他的经历，跟咱们普通人也有共鸣。谁没点挫折？谁没犯过错？关键是错了咋办。他认错担责，又没被打倒，这股劲儿挺值得琢磨。现在经济转型还在路上，国企咋管、企业家咋干，这些老问题还没全解开。褚时健的案子，留下的不只是个判决，还有一堆值得聊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