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访华时，说很难理解，毛主席的威望为什么这么高 1961年9月清晨的延安杨家岭，炊烟刚起，井台边的木桶与轱辘碰撞出清脆声响。一位戴米色猎鹿帽的外国老人突然停住脚步，对着路边打水的驼背老汉双手比划着发问：“如果让您选择管理延安的市长……”老汉慌忙摆手，布满裂口的手掌在晨雾里直晃：“这话可不好说！谁有本事坐主席的位置？”这一段像石子入水般的对话涟漪，拉开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2天中国行的序幕。 对这位参与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将而言，中国人的回答始终包裹着反复出现的谜题。当火车划过黄土高原时，窗外山塬上十米见方的“毛主席万岁”粉刷字样随着速度拉成朦胧的红线；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三轮车夫用草帽扇着风咧嘴笑：“见天蹬车咋不累？可想着这是给国家建设出力呢——主席都说啦，愚公能移山嘛。”更有意思的是他设计的“鸿门宴”：某次宴会上故意称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是“军事失误”，在场几位握着白瓷酒盅的干部突然集体沉默了，其中一位端着酒杯站起身：“我们愿意承受所有牺牲，但不是为了某个错误。” 这种集体性的信仰成为抽丝剥茧的游戏。蒙哥马利发现不需要导引，各个场合自然涌现着同类答案。洛阳拖拉机厂里满手油污的女工面对摄像机挺直腰板：“社会主义不需要认命，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郑州育红小学的板书永远与教室正中的肖像形成镜像——左侧工整抄写着《纪念白求恩》，右侧标语通栏挂着“向雷锋同志学习”。好像整个国家被无形的线牵引着，每个针脚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穿梭。 要给这种现象找个对照实在困难。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人群见着丘吉尔未必脱帽，美国人当面喊“嗨，艾克”不算稀奇。他啃着羊肉泡馍转弯抹角提问：“你们村总有人对政策有意见吧？”蹲在门槛抽旱烟的关中老汉往石臼里磕着烟斗：“58年大炼钢那会儿我偷摸藏了打铁锤子，后来才知道坏了国家计划。前儿听主席广播里讲《论十大关系》，臊得想钻地缝呢！”这种自我纠错式的坦诚，透着比制度约束更深层的约束力。 扒开历史岩层会发现，这种威望早从湘江边的泥潭里就开始沉淀。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那支满身血痂的队伍，被李德指挥得如同困兽。若非瘦高的湖南人带着残兵遁入贵州深山，在娄山关的炮火中硬凿出“四渡赤水”的战术神话，蒙哥马利眼前这批中国人或许根本不会存在。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录，有逃难百姓曾在瓦砾堆里捡到过印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土纸本，扉页被鲜血浸透成赭红色。 质疑者们常忽略信仰形成的必要条件。当共产国际西装革履的特派员们拿着莫斯科经卷指点江山时，毛泽东把《三国演义》和辣椒酱塞进军用挎包，在油灯下批注着《资治通鉴》。王稼祥拄着木棍在遵义会议拍案时说的明白：“红军需要会走中国田埂路的指挥员。”后来在枣园窑洞里，周恩来看着作战地图感叹：“主席总能在伤亡数字里看到山川大势。”抗美援朝调兵前夜，彭德怀对着沙盘抽完三包飞马牌香烟后突然灭灯：“娘的！照他说的打。” 有意思的是连绝对理性者都在这种气场前俯首。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曾私下计算过票数分布，次日却在笔记本写上“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薄一波晚年口述史里藏着个细节：三年困难时期某次政治局会议陷入僵局，所有人目光不自觉地瞟向长桌上首的青瓷烟灰缸——那是毛泽东用惯了的物件。 蒙哥马利最终在黄鹤楼品茶时写下观察日记：“西方人的上帝在教堂穹顶，他们的太阳在大地上行走。”他带走的唐宁街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的统一意志像三峡大坝截流前的长江水，蓄积的力量足以让岩石崩裂。”这番判断在二十年后印证于基辛格的回忆录——那位美国外交家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与毛泽东握手时，被茶几上成堆的线装书和英国古堡照片震得忘记开场白。 当专机从西郊机场腾空时，元帅或许记起参观密云水库时听到的俚语：“千条河归大海，万颗星朝北斗。”对于刚结束大饥荒的中国，这种信仰既是黏合剂更是推进剂。不过这个老牌殖民者始终未能参透最核心的密钥——那些攥着粮票排队买米的老百姓脸上，跳动着三十年前在井冈山竹林里点燃的火苗。他们当然说不清辩证唯物主义，却在每个擦亮主席像章的清晨，感觉自己离触手可及的星辰又近了一步。
用户10xxx03
人类的导师
老松树
毛主席是上天赐给苦难民族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