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

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朝廷那边接到奏疏也没多挽留，毕竟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得罪了不少人，树大招风，此时放他归乡倒也能缓和朝堂矛盾。就这样，王安石卸了江宁知府的担子，回到江宁的半山园，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半山”，过上了半隐居的日子。 没了案牍劳形，王安石反倒有闲心捣鼓起生活。他把半山园拾掇得颇有野趣，房前屋后种满了梅树、桃树，还挖了个小池塘，养些锦鲤。 清晨起床，先去园子里遛弯儿，听听鸟叫，看看露珠在荷叶上打滚儿；兴致来了，就挥毫泼墨写几首诗，字里行间少了从前的锋芒，多了几分恬淡。有一回，他在园子里栽竹子，不小心把手指扎破了，看着冒血珠儿的手指，他竟哈哈大笑起来：“当年变法推行不下去都没这么狼狈，栽个竹子倒见了红！” 半山园的日子，像他亲手栽下的竹子，一天天抽节生长。远离了汴京的喧嚣和朝堂的刀光剑影，耳边只剩下风吹竹叶的沙沙声，池塘里鱼儿摆尾的轻响。他穿着粗布衣裳，有时干脆挽起裤腿，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侍弄那些花花草草。邻居们偶尔瞧见这位曾经的“拗相公”，都觉得稀奇，怎么宰相老爷变得跟个老农似的？王安石也不恼，乐呵呵地打个招呼，兴致好时还跟人聊聊节气农桑，仿佛那场搅动大宋根基的熙宁变法，已是前尘旧梦。 他写诗，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字句间是淡了，那份孤傲劲儿还在，只是裹上了一层江南烟雨的朦胧。那竹子扎手后的大笑，听着是豁达，细品却有点酸楚。变法那会儿，多少人明枪暗箭，指着他鼻子骂祖宗之法不可变，他眉头都没皱一下，硬顶着压力往前闯。如今呢？栽根竹子，倒让手指头先“见了红”。这血珠子冒出来，倒像是戳破了一个泡泡，他嘴上说着放下了，心里头那团火，真就那么容易熄灭吗？ 这“半隐居”，半得也挺有意思。说是隐居，半山园的门也没完全关死。旧日门生故吏，像陆佃、蔡卞这些人，路过江宁，总爱来半山园坐坐。聊什么呢？开头是园子里的景致，新写的诗，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拐到朝堂上去了。新法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直接废掉；昔日被他提拔的“新党”中人，有的反戈一击，有的明哲保身；曾经激烈反对他的“旧党”重新掌权……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鸟，总能飞进这半山园里。 王安石听着，有时沉默不语，只望着池塘里搅浑水的那几条锦鲤；有时也会忍不住哼一声，或者干脆岔开话题，指着新开的一树桃花让大家看。他脸上的皱纹深了，眼神也浑浊了些，可那偶尔一闪而过的精光，总让人觉得，这老头心里头，还盘算着什么。 他给自己起号“半山”，这名字本身就透着股矛盾劲儿。一半在山里，一半还在山外。身子是隐了，心呢？真能像那池水一样平静无波？我看未必。他种梅、栽竹、养鱼，写那些淡泊的诗，更像是在跟自己较劲，努力说服自己：这样挺好，真的挺好。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耗费了他半生心血，也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了孤家寡人。 结果呢？人亡政息，一地鸡毛。这份巨大的失落和不甘，哪是几首田园诗、几株梅花就能轻易抚平的？所谓的“恬淡”，怕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姿态，一种巨大的疲惫之后，暂时找到的避风港罢了。 想想也挺有意思。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富国强兵”，手段却激烈得很，恨不得把旧房子整个推倒重盖。他太急了，也太相信自己的蓝图完美无缺，听不进不同声音，得罪了几乎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结果，阻力之大超乎想象，执行起来也走了样，怨声载道。等他黯然离场，反对派上台，不管好的坏的，把新法一顿拆解，国家元气又伤了一次。 折腾来折腾去，老百姓得到啥实在好处了？好像不多。这就像一个执拗的工程师，画了一张惊世骇俗的图纸，却低估了拆迁的难度和施工的粗糙，最后工程烂尾，一地废墟。他本人，也成了这个失败工程最孤独的看守者，在废墟旁搭了个草棚，假装欣赏风景。这“恬淡”背后，是浓得化不开的遗憾和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放逐。 历史书里，王安石是改革家，是思想家，是文学家。但在半山园那个被竹子扎破手哈哈大笑的老头身上，我更多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巨大疲惫和一个倔强灵魂的无奈退守。他试图用田园的宁静对抗内心的波澜，用花草鱼虫的生机掩盖理想的幻灭。这“半山”生活，美则美矣，却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寂寥和未能尽志的苍凉。那份扎手后的笑，说到底，是笑命运的无常，笑自己的狼狈，还是笑当年那股不顾一切的傻劲儿？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