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战士拉住18岁女兵说：“姐，借我15块钱，给我爹买个收音机。”女兵犹豫了一下，掏出10块递给他。 1984年清明节前后，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晨雾中响起三声枪响。仪式还未开始，站在纪念碑前的女兵谢楠突然举枪向天鸣放。枪声惊动了现场所有人。有人怒斥她违纪，有人将她带走调查。当天晚上，她被勒令退出现役，离开了军队。 没人知道，那是她留在军队的最后一天，也是她与战友赵勇诀别的方式。赵勇死得很突然。一次山头争夺战中，他所在的阵地被敌方炮火覆盖。谢楠在前线担任医务兵，战斗结束后参与清理伤员。 在担架上，她看到一个被炸得几乎无法辨认的身体，只能靠胸前的布标确认身份——是赵勇。她没说话，只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包着五元钱，一起烧在他身旁的火堆里。 她曾欠赵勇五元钱。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那天傍晚，部队刚从阵地轮换下来，战士们各自清点装备、洗衣、处理弹药。赵勇悄悄凑过来，问谢楠能不能借他十五块钱。他想买一个收音机，寄回家给父亲。谢楠身上正好有十五块，但她只掏出十块递过去，说剩下的要留作备用。 赵勇没说什么，笑着接过钱。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对话。从部队退伍后，谢楠回到老家，在地方医院做了一年护士，后来考上昆明的一所医学院。 毕业后，她进了外企，穿上职业装、端着保温杯，每天朝九晚五。她结婚，丈夫是她大学时的学长，收入稳定，为人稳重。他们在昆明城郊买了一套商品房，孩子出生后，生活看起来和许多人一样稳定。 但每年四月，她都会提前请假，独自搭车去麻栗坡。在陵园门口，她总会买束白花，找一张纸片写上“赵勇”两个字，用打火机点燃。烧纸的时候，她会把零钱叠成一沓，夹在纸里。 2004年，她遇见一个老人。那天，她刚烧完纸钱，准备离开，一个瘦小的老人拉住她，说自己找不到儿子的墓。谢楠陪他一起走了一圈，又带他去陵园办公室查找资料。老人说，他每年都想来，但路费太贵，只能偶尔来一次。这次来，是攒了小半年钱。 谢楠没说话，只是送老人去车站，又掏出几百元让他带回家。回到昆明那天晚上，她拿出纸笔，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递上了辞职信。 之后，她在昆明西南角租下一栋两层老楼，把客厅改成茶馆，取名“老兵之家”。她贴出告示：烈士家属、退伍老兵来麻栗坡的路费、住宿、饮食全部免费。第一年，她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 没有人采访她，也没有宣传报道。客人都是靠口口相传。来了的人中，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带着旧军装，有的背着画框，想给儿子的墓前画张像。 有一次冬天，一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太来敲门，说她儿子牺牲多年，一直没能来祭扫。谢楠让他们住下，又替他们定了次日的车票，还煮了碗姜汤。 第二年起，她开始为陵园常年无主墓碑建立档案。她拿出一个旧笔记本，按阵亡时间、部队番号、墓碑编号分类，每遇到一个家属来访，她就查资料，帮忙找墓。 某一年，她在街上看到有人在甩卖老式收音机。她一下想起赵勇当年那个愿望，二话不说买下一台。次日，她带着收音机去了麻栗坡，把它放在赵勇的墓碑前，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了音量。站了一会儿，她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每年她都带一台不同型号的收音机去，放一段广播，再带回来。有时候收音机坏了，她就找修理铺修好，再带去下一年使用。 有人劝她把茶馆做成正式机构，说可以申请补助，找媒体宣传，还能收捐款。她拒绝了，说：“这是茶馆，不是展览馆。” 她儿子后来在大学念新闻专业，毕业时做的毕业设计，就是关于麻栗坡无名烈士的纪录片。他拍摄期间，很多镜头是在“老兵之家”的茶馆里完成的。 谢楠并未出镜，只在纪录片最后一幕出现。画面中，她正坐在茶馆门口修一台旧收音机，一手拿螺丝刀，一手握着断了线的天线，旁边是堆起的麻栗坡地形图、茶杯、火炉、账本。她说：“那年他要买收音机，我没借够。现在多买几台，不算晚。” #万能生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