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赴越南受降的滇军奉命在海防集中，给每个人都发下了新被装：一条鸭绒被，一套罗斯福呢翻领军衣，一套衬衣裤，一双毛袜，一顶绿色呢帽，一条围巾，一双胶鞋和一双皮靴…… 多年受歧视的杂牌军，对着新发下的美式被装眉开眼笑，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将被推上东北的内战前线。也有一些聪明人，在拿到这些东西时便生出了不祥的预感，干脆开小差了。 1946年4月，六十军开始陆续从越南海运东北。装船时，起重机刚把曾泽生的一辆小轿车吊起来，没想到钢丝绳断了，小轿车与船甲板相撞，车身损坏不堪。 这一偶然事件，让曾泽生很不愉快，大有“出师不利”之感。到了东北后，有几件事更使曾泽生恼火。 一、六十军放在中长线，九十三军放在辽西、热河一带，被分割使用。 二、指挥官正是当年逼迫龙云离开云南的杜聿明。 三、六十军的三个师不归曾泽生指挥： 一八二师摆在沈阳与铁岭到昌图间，归孙立人指挥； 一八四师摆在鞍山到大石桥、营口间，归廖耀湘指挥； 暂二十一师摆在沈阳到抚顺、营盘间，归长官部指挥； 军部驻新民，曾泽生能指挥的部队只有工兵营的一个连。 四、因为三个师官兵全摆在铁路沿线，有的车站防守兵力是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兵力这样分散，东北民主联军用不多的兵力毫不费力地就可以一个一个地吃掉。 正在曾泽生为这种完全被动挨打的部署痛苦和不满的时候，防守海城的一八四师潘朔端将军宣布起义。 一八四师起义这件事，使曾泽生军长对孙立人那种盛气凌人和见死不救的态度非常气愤，并且他对蒋介石在内战中消除异己的方针感到切肤之痛。 共军并不像国民党胡说的那样不堪一击，在东北战场的第一个回合，六十军的实力就被搞掉了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 到1947年夏季，六十军损兵折将，几乎损失了一半的人马。当六十军收缩兵力于吉林市，梁华盛大骂六十军是名副其实的“六十熊”，“兵不兵、民不民，像一群乌合之众”。公产房屋，一律不许六十军进驻。 1947年9月，陈诚到长春视察，他板起面孔说吉林市有的部队军风纪很坏，砸戏园子，抢老百姓东西。训练差，打仗就败。最后声色俱厉地说：“以后谁的军风纪不好，就取消谁的番号，把它编掉。我决不客气！” 六十军将领在曾泽生面前发牢骚，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们处境不同，事事都要谨慎，否则，往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六十军外遭沉重打击，内受嫡系排挤、凌辱、欺压。军心不稳，上下动摇。 1948年3月，六十军由吉林撤至长春，当时以中山路为界，路东包括郊区由六十军防守，路西及郊区归新七军防守。 新七军装备优良，粮食充足，六十军新由吉林逃出，缺衣少食，狼狈不堪；新七军连长以上都有吉普车，军、师以上还有小轿车，六十军除曾泽生由兵团部拨给两部陈旧小车外，其余人什么车也不给。 入长春之初，两军给养大体相同，后来，六十军大米与高粱米各半，再往后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小部为高粱米。而且，由发百分之七十减到只发百分之五十充饥度日，但新七军主食还是细粮多，粗粮少。 新七军讥讽六十军为“脓包官”、“花子兵”。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说过：“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是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 为了促使六十军官兵和曾泽生及早走上反蒋起义道路，东北解放军不断派人做六十军的策反工作。1948年10月，解放军围攻锦州，辽沈战役向纵深发展。 此时，曾泽生下定决心起义：“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是城破军亡；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十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过去怕连累云南父老，目前处境如此，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部队里很多人有顾虑，怕因起义被定上“叛逆”的罪名。曾泽生引导说：“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冤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应该多考虑！” 10月17日上午，兵团部来人试图阻拦六十军起义，曾泽生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因我们打内战而徘徊在死亡线上的十几万长春老百姓，反对蒋氏政权，救国家于危亡……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 17日午后，曾泽生出城与围城部队面商交防事宜。当晚，六十军与解放军交接防地，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到清晨，新七军发现战线情况有异，防地早已交接完毕。 六十军从此迎来了新生，许多来自六十军的起义、解放人员被补充回六十军，加快了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 铁流滚滚，解放军第五十军南下入关作战，北返抗美援朝，打成赫赫威名的英雄劲旅。至今，五十军的一支余脉依然在雪域高原镇守边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