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于凤至身体溃烂，远赴美国求医，飞机落地，一位外国医生激动地拥抱了她：“您终于来了！”
凛冬，旧金山湾区。一架来自中国的飞机缓缓降落，太平洋的寒风卷起跑道旁的薄雾。43岁的于凤至，披着厚重的外套，脸色苍白疲惫，左胸隐约可见药渍，步履蹒跚。她独自走下舷梯，没有迎接的人，只有刺骨的寒风和陌生的语言。 茫然四顾之际，一位白发医生快步走来，打破了机场的寂静，也融化了她心中的冰冷。这位医生已等候了三个月，她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希望，也给了她一份意外的温暖。
而此时，远在中国的西南山区，张学良被关押在阴冷潮湿的牢房中。昏暗的灯光下，他握着一只银质怀表，那是于凤至送的，表盖内刻着“汉卿安好”四个字。他并不知道，于凤至已踏上他安排的旅程，而她的疾病，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已悄然潜伏。
1937年，南京告急，于凤至带着患有精神疾病的长子逃往武汉。途中，她发现胸部异样，但将医生的诊断报告压在箱底。她没有时间生病，也无力自怜。那时，张学良已被软禁在浙江。她既要照顾时常自残的长子，又要设法为丈夫送去御寒衣物。她总是默默地站在队伍却始终走在命运的最前沿。
接踵而来的噩耗彻底击垮了她。1938年，次子在伦敦遭遇空袭，双腿被炸断后感染身亡；次年，三子在上海病逝。两个儿子的离世，让她的世界崩塌。她依然体面地料理后事，在众人面前保持镇静，只有清晨咳出血丝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在迅速恶化。
1940年，她终于向张学良坦承病情。在贵州的一次探望中，她解开旗袍，露出溃烂的伤口。张学良别过头，沉默着握住她颤抖的手，让她带女儿去美国治病。于凤至明白，离开意味着可能永别。临行前，她托人给在香港的赵一荻捎信，让她去照顾张学良。这本是出于对丈夫的关照，却也预示着自己位置的让渡，24年后，赵一荻成为张学良的妻子，这其中，或许就有这层伏笔。
在美国的治疗，是痛苦的开始。三次手术，接连切除乳腺组织，每次都伴随着感染和剧痛。一次八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不得不塞纱布进她嘴里，防止她因剧痛咬断舌头。术后高烧不止，意识模糊中，女儿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汉卿冷了，该添衣了……”她以为自己会在异国他乡死去，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于凤至已能独自出门，她戴着貂皮帽遮掩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在华尔街穿梭。变卖首饰所得的5000美元，是她全部的积蓄。市场崩盘时，她却反向操作，买入濒临破产的一家电力公司的股票。几个月后，股票暴涨四倍，她果断抛售，这笔意外之财，成为她在美国重建生活的基石。
她开始投资房地产，从长岛到比弗利山，她不选繁华地段，只买郊区的荒地和法拍屋。暴风雪中看地，被冰冻的渠道吞噬，在雪地里摔倒，但她依然紧紧握着沾满血迹的房契。她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所有的收益都记在一个名字下——张学良的化名。
她从未想过离婚，即使天各一方，即使不再是张家的女主人。直到1964年，一份离婚协议随《纽约时报》寄到她家。她凝视着“张于凤至”四个字整夜未眠，第二天清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不知道，这份协议是为了赵一荻争取合法身份；她更不知道，蒋介石在批文中亲笔写下：“永不释放”。
晚年，于凤至住在洛杉矶郊区一处宁静的住宅。她买了两块相邻的墓地，一块刻着“张于凤至”，另一块空着，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她从未说明那块空墓地为谁而留，但女儿知道，她一直在等待一个归人。
1990年春天，她在病榻上弥留。床头的收音机里播报着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消息。她静静地听着，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哼唱奉天老歌《月牙五更》。93岁的她，终于可以放下，不必再等待了。
信息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