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恩来走在大街上，一个小孩热情地跑了过来，说：“周伯伯，我是兆力呀。

1946年，周恩来走在大街上，一个小孩热情地跑了过来，说：“周伯伯，我是兆力呀。”谁知周总理听完后，却马上转身离开了！

吴兆力站在原地，小小的身影被路灯拉得老长。他挠挠头，满心疑惑：周伯伯今天怎么了？以往每次来家里，周恩来都会笑着抱抱他，掏出几颗水果糖塞进他手里，还会逗他说：“兆力，长大了要当大英雄啊！”

可这次，竟像没听见他的喊声。吴兆力攥紧小拳头，跑回家，推开小商铺的木门，气喘吁吁地对父亲喊：“爸爸，周伯伯不理我！”

吴克坚正低头整理账本，闻言手一抖，账本“啪”地合上。他蹲下来，盯着儿子的小脸，沉声问：“在哪儿看到的？说了什么？”吴兆力一五一十地说了经过。吴克坚的眉头越皱越紧，沉默片刻后，他猛地起身，语气急促：“收拾东西，我们搬家！”

“搬家？为什么？”吴兆力瞪大眼睛，家里才刚安顿下来，母亲还在后院晾衣服，铺子里的货架刚摆满茶叶和杂货。吴克坚没时间解释，只扔下一句：“听爸爸的，赶紧！”当晚，吴家悄无声息地搬离了那条弄堂，连夜换了个新住所。

几天后，在新住所昏黄的油灯下，吴克坚终于向儿子解释。他拉过吴兆力，低声说：“兆力，周伯伯不是不想理你，他是为了保护你，也为了保护咱们全家。”吴兆力歪着头，满脸不解。吴克坚叹了口气，继续道：“上海现在很危险，有很多坏人盯着周伯伯。你在街上喊他，会让那些坏人注意到咱们家，到时候，爸爸的工作就干不下去了。”

吴兆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那颗幼小的心却隐隐明白了：周伯伯和爸爸在做一件很重要、很危险的事。吴克坚摸摸儿子的头，眼神却飘向窗外，夜色中的上海危机四伏，弄堂深处仿佛藏着无数双窥探的眼睛。

1946年的上海，是国共斗争的隐秘战场。表面上，这座城市灯红酒绿，外滩的高楼闪烁着繁华的光芒；但暗地里，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弄堂里、茶肆间，危机无处不在。吴克坚，这个原名吴黑撑的湖南汉子，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克坚”，寓意攻坚克难，誓为革命献身。他曾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央特科中担任交通员、红队队员，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他协助周恩来转移，立下大功。

此时的吴克坚，肩负着在上海重建情报网的重任。他带着妻儿来到这座危机重重的城市，将家伪装成小商铺，既是掩护，也是联络点。吴兆力，这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成了家里最无忧无虑的存在，却也无意中卷入了一场隐秘的博弈。

那天，周恩来出现在弄堂，并非偶然。他刚从南京赶到上海，准备看望鲁迅的夫人许广平，顺道了解上海地下工作的进展。可他敏锐地察觉到，身后可能有特务跟踪。吴兆力的喊声虽天真，却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可能掀起致命的波澜。若他回应，甚至只是多看吴兆力一眼，特务便可能顺藤摸瓜，找到吴克坚的落脚点，整个情报网都将暴露。

吴克坚的果断搬家，化解了潜在的危机。搬到新住所后，他迅速调整工作，租下几处不起眼的民房，在上海建立了四部秘密电台，又在南京、长沙等地建起九部电台。这些电台如同地下党的命脉，将一封封加密情报送往党中央。吴克坚的谨慎和智慧，让他的情报网滴水不漏——上千名情报员，竟无一人被捕或叛变，这在地下工作中堪称奇迹。

上海的弄堂，是这场隐秘战争的缩影。石板路被雨水打湿，发出清脆的脚步声；老槐树下，卖糖炒栗子的小贩低声吆喝；弄堂尽头的茶肆里，几个便衣特务假装喝茶，眼神却扫视着每一个路人。吴克坚的商铺里，茶叶罐旁藏着电台密码本，货架后的暗格里塞着情报。

吴克坚的谨慎，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他从不让儿子在街上乱跑，叮嘱妻子连晾衣服的顺序都要随机变换，以免被特务识破规律。搬家后，他甚至换了商铺的招牌，从“福记杂货”改成“兴隆茶肆”，连营业时间都刻意错开邻居的作息。

从吴兆力的眼中，父亲是个严肃又神秘的人，总在深夜点着油灯写字，母亲则常在后院低声和陌生人说话。周伯伯是唯一让他觉得亲切的大人，可那次弄堂里的冷漠，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危险”的重量。多年后，吴兆力回忆：“我那时候不懂，只觉得周伯伯变了。后来才知道，他和爸爸在做天大的事。”

吴克坚的情报网，如同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上海、南京、杭州，为解放战争的胜利铺路。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1986年因病去世，享年86岁。沈安娜则继续在国家安全部工作，1989年获颁荣誉奖章。

吴克坚的情报工作，不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关键情报，还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埋下伏笔。1949年，他协助“两航起义”，促成12架飞机和百余名员工从香港回归大陆，成为新中国民航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