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他反复确认，生怕是自己听错了，或是哪个朋友的恶作剧。那段日子，他正窝在荃湾的家里，天天翻着报纸的招聘广告，盘算着重操旧业，回到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继续他当工人或是监工的生涯。毕竟，音乐这条路，在当时的香港，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走到头了。 要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粤语流行曲的黄金时代，情情爱爱是主流。 这个1956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的年轻人张明敏，骨子里却有那么一股“不合时宜”的执拗。他父母是印尼和菲律宾的华侨，在海外漂泊的经历，让他们从小就教育子女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这份情感，深深烙印在张明敏的心里。他小时候在广州的华侨小学读过书，那段经历不仅让他对普通话有了接触，更是在他心中埋下了对祖国大陆的深厚情感。 1979年，他连夺“全港工人歌唱比赛”和“全港业余歌手歌唱比赛”两个冠军，这才算正式踏入了乐坛，签约了永恒唱片公司。 可他偏偏爱唱国语歌，还多是《我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类充满家国情怀的歌曲。在粤语歌一统天下的香港，这无疑是个异类。尽管也积累了一些忠实听众，但始终难以成为主流。 而那首真正让他命运发生巨变的《我的中国心》，诞生于1982年。当时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史实，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 香港著名词人黄霑先生义愤填膺，挥笔写下“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著名作曲家王福龄先生谱曲。 1983年初，香港青年联合会找到张明敏来演唱并录制这首歌。他那清澈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将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深沉的爱与眷恋演绎得淋漓尽致。 歌声很快跨越罗湖桥，在内地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在香港本地，反应却复杂得多。有人赞赏这份赤子情怀，也有人觉得这歌“太政治化”，不符合商业市场的口味。 唱片公司老板邓炳恒先生最初是支持他唱国语歌的，但面对《我的中国心》引发的争议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张明敏的合约被冻结，演出机会也断了。 朋友们都劝他：“明敏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改唱粤语情歌吧，那才有市场！”他却摇摇头，倔强地说：“我唱的是我心里的话，我改不了。”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音乐梦想，准备重回工厂之际，春晚的电话来了。 黄导当时正为1984年的春晚寻求创新，希望能邀请香港的演员参加，以此加强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也给晚会注入新的活力。 于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辗转联系，这个电话打到了张明敏家里。 “去，还是不去？”这个突如其来的邀约，让张明敏彻夜难眠。他激动，也困惑。毕竟，此前从未有过香港歌手登上内地春晚的先例，而且自己对内地也知之甚少。 但母亲对他说：“孩子，你想想，你的歌是用普通话唱给谁听的？是中国人。现在有机会去内地，去那么大的舞台唱歌，这是多难得的机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去吧！” 于是他下定决心，第二天便收拾行装，甚至还特意向朋友借了一套米色的中山装，踏上了北上的列车。1983年底，27岁的张明敏第一次来到北京。 1984年的除夕之夜，身着中山装、系着灰色围巾的张明敏，略带紧张地站上了亿万观众瞩目的春晚舞台。当《我的中国心》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他用那略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将压抑在心底许久的深情倾泻而出。歌声中，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在跳动。 一曲唱罢，全场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他的人生，也因此彻底改变。从1985年到1989年，他在内地举办了近两百场个人演唱会，从北国雪乡到南海椰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1985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个人演唱会，连开四场，女排姑娘她们刚从奥运赛场凯旋，下了飞机就直奔他的演唱会现场，还送了他一个签名的排球，这份认可让他倍感荣光。 当1990年北京亚运会筹备面临资金困难时，张明敏毅然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房子和车子，将筹得的六十多万港币作为启动资金，在全国24个城市进行了154场巡回义演，将所有收入悉数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 那些年，他坐着硬座火车奔波在各个城市之间，嗓子唱哑了，喝口水润润接着唱。他用自己的歌声和行动，践行着那份对祖国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