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他反复确认,生怕是自己听错了,或是哪个朋友的恶作剧。那段日子,他正窝在荃湾的家里,天天翻着报纸的招聘广告,盘算着重操旧业,回到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继续他当工人或是监工的生涯。毕竟,音乐这条路,在当时的香港,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走到头了。 要知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粤语流行曲的黄金时代,情情爱爱是主流。 这个1956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的年轻人张明敏,骨子里却有那么一股“不合时宜”的执拗。他父母是印尼和菲律宾的华侨,在海外漂泊的经历,让他们从小就教育子女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这份情感,深深烙印在张明敏的心里。他小时候在广州的华侨小学读过书,那段经历不仅让他对普通话有了接触,更是在他心中埋下了对祖国大陆的深厚情感。 1979年,他连夺“全港工人歌唱比赛”和“全港业余歌手歌唱比赛”两个冠军,这才算正式踏入了乐坛,签约了永恒唱片公司。 可他偏偏爱唱国语歌,还多是《我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类充满家国情怀的歌曲。在粤语歌一统天下的香港,这无疑是个异类。尽管也积累了一些忠实听众,但始终难以成为主流。 而那首真正让他命运发生巨变的《我的中国心》,诞生于1982年。当时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史实,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 香港著名词人黄霑先生义愤填膺,挥笔写下“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著名作曲家王福龄先生谱曲。 1983年初,香港青年联合会找到张明敏来演唱并录制这首歌。他那清澈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将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深沉的爱与眷恋演绎得淋漓尽致。 歌声很快跨越罗湖桥,在内地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在香港本地,反应却复杂得多。有人赞赏这份赤子情怀,也有人觉得这歌“太政治化”,不符合商业市场的口味。 唱片公司老板邓炳恒先生最初是支持他唱国语歌的,但面对《我的中国心》引发的争议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张明敏的合约被冻结,演出机会也断了。 朋友们都劝他:“明敏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改唱粤语情歌吧,那才有市场!”他却摇摇头,倔强地说:“我唱的是我心里的话,我改不了。”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音乐梦想,准备重回工厂之际,春晚的电话来了。 黄导当时正为1984年的春晚寻求创新,希望能邀请香港的演员参加,以此加强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也给晚会注入新的活力。 于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辗转联系,这个电话打到了张明敏家里。 “去,还是不去?”这个突如其来的邀约,让张明敏彻夜难眠。他激动,也困惑。毕竟,此前从未有过香港歌手登上内地春晚的先例,而且自己对内地也知之甚少。 但母亲对他说:“孩子,你想想,你的歌是用普通话唱给谁听的?是中国人。现在有机会去内地,去那么大的舞台唱歌,这是多难得的机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去吧!” 于是他下定决心,第二天便收拾行装,甚至还特意向朋友借了一套米色的中山装,踏上了北上的列车。1983年底,27岁的张明敏第一次来到北京。 1984年的除夕之夜,身着中山装、系着灰色围巾的张明敏,略带紧张地站上了亿万观众瞩目的春晚舞台。当《我的中国心》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他用那略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将压抑在心底许久的深情倾泻而出。歌声中,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在跳动。 一曲唱罢,全场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他的人生,也因此彻底改变。从1985年到1989年,他在内地举办了近两百场个人演唱会,从北国雪乡到南海椰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1985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个人演唱会,连开四场,女排姑娘她们刚从奥运赛场凯旋,下了飞机就直奔他的演唱会现场,还送了他一个签名的排球,这份认可让他倍感荣光。 当1990年北京亚运会筹备面临资金困难时,张明敏毅然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房子和车子,将筹得的六十多万港币作为启动资金,在全国24个城市进行了154场巡回义演,将所有收入悉数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 那些年,他坐着硬座火车奔波在各个城市之间,嗓子唱哑了,喝口水润润接着唱。他用自己的歌声和行动,践行着那份对祖国的深情。
1980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
坊闻
2025-06-05 13: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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