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4日，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科长沙飞被处以死刑。行刑前，聂荣臻交代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受鲁迅先生和日本人的影响，给他煮条鱼吧，他爱吃鱼！”
1950年3月4日，晨光微熹，石家庄郊外一片荒野上，一位身着新军装的男子静静站立。他的军装上没有领章和帽徽，神情却异常平静。对面，执行枪决的军人举枪瞄准，内心充满惋惜，却不得不扣动扳机。
枪声响起，这位名叫沙飞的革命摄影家倒下了。就在不久前，聂荣臻将军还特意嘱咐给他准备了一顿鱼餐。这位曾经的战地记者，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沙飞的故事要从他的童年说起。1912年，他出生在广东一个普通家庭。与其他孩子不同，小沙飞对钟表结构异常着迷。他常常拆解各种物品，试图了解其中的奥秘。这种好奇心使他多次遭到责打，却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18岁那年，沙飞凭借对无线电的兴趣，考入广东无线电专门学校。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无线电台报务员。家人原以为他会就此安定下来，过上平凡生活。谁知，命运的齿轮却在此时悄然转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沙飞接触到了摄影。这门艺术瞬间点燃了他内心的热情。尽管家人极力劝阻，担心摄影器材的高昂费用会给家庭带来负担，但沙飞的决心丝毫未减。他省吃俭用，在地摊上购买了一台二手相机，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沙飞的镜头没有对准富丽堂皇的建筑或衣着光鲜的上流人士。相反，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社会底层。码头上挥汗如雨的搬运工、茶馆里忙碌的跑堂、街头乞讨的流浪者、墙角晒太阳的老人，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被他一一定格。通过这些照片，沙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社会现实。
除了摄影，沙飞还酷爱阅读。鲁迅的作品尤其令他着迷。《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书籍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和制度的弊端。受鲁迅影响，沙飞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社会问题。
1936年，沙飞成功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上海学习期间，他有幸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并远远地见到了心中的偶像鲁迅先生。虽然鲁迅先生刚经历一场大病，但精神矍铄的模样给沙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这一刻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将照片寄给了鲁迅先生。
然而鲁迅先生去世后，有人传言他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这个谣言在沙飞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沙飞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带着相机奔赴华北前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百团大战的壮烈场面、古长城上的激烈战斗、热血青年参军的感人画面、战地生活的艰辛困苦。
除了记录抗日英雄事迹，沙飞还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日军暴行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成为了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
长期目睹战争的残酷场面，尤其是亲眼看到日军对无辜平民的屠杀，给沙飞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创伤。1943年冬天，他在一个村庄亲眼目睹日军将婴儿活活煮死的惨剧，这一幕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从那以后沙飞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异常。他时常陷入幻觉，对日本人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和仇恨。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有限，没有人意识到沙飞的状况已经到了需要治疗的地步。
1948年由于长期在恶劣环境中工作，沙飞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被送往石家庄疗养。给他治疗的医生是一位名叫津泽胜的日籍医生。沙飞的精神状态使他对津泽胜产生了强烈的抗拒和怀疑。他拒绝服药，认为这是日本人想要毒死他的阴谋。
沙飞的行为越来越异常，他甚至给毛主席和聂荣臻写信，声称医院里有特务，但人们只是认为沙飞性格古怪，并未意识到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1949年12月15日，悲剧终于发生。沙飞在病房里用手枪射杀了津泽胜。他高喊着津泽胜是日本特务，要暗杀他。这一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给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面对这一棘手的局面，聂荣臻将军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沙飞的老战友，他深知沙飞的才华和对革命的贡献。但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他也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和法律尊严。最终在各方压力下，聂荣臻不得不做出了枪决沙飞的艰难决定。
行刑前夜聂荣臻特意嘱咐部下给沙飞准备了一顿鱼餐，因为他知道这位南方人喜欢吃鱼。这个细节体现了聂荣臻对老战友的情谊，也凸显了这个决定对他造成的心理煎熬。
到了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对沙飞案进行了再审。法院认定，沙飞在犯案时处于精神病状态，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最终沙飞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军籍。
沙飞的一生从一个对机械着迷的孩子，到战地摄影师，再到精神失常的杀人犯，最后又被还以清白。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折射出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给无数人留下的心理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