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党中央对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来到了若尔盖县，在这里曾生活着很多长征中负伤离队的老红军，后来在县委领导的主持下，政府决定给二十七位老战士颁发荣誉证书，这时负责主持的同志大声说道：“请失散红军上台领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1984年那阵子，消息传进村子，政府要给“失散红军”发荣誉证书，大家伙一边议论，一边犯嘀咕：这“失散”两个字，味道咋这么复杂？村里人都知道，藏在这片草地上的几十个老红军，从没把自己当成“被遗忘的人”。 最先得消息的是马老头。他年轻那阵子，长征路上被弹片扎进了大腿，愣是忍着疼跟着队伍走了几天，最后体力耗尽，硬生生倒在了泥泞的沼泽边。老马每次回忆那天，常常皱着眉头嘟囔：“那会儿要不是草地上的牧民捞了我一把，估计早就埋哪儿了。可一想到队伍走远了，心里那个慌啊，简直比刀扎还疼。” 其实村里不少老人都是这样，有人是伤了腿，有人是高原反应晕倒，有人光顾着照顾更虚弱的战友，转眼队伍就不见了。有人说他们是“掉队”，可谁知道，他们当初也不是贪生怕死，马老头自言自语过：“谁不想跟着队伍走到头，可人力有时穷，真撑不住了，只能咬牙留在草地上。”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人没少被问，“你们后悔吗？”每当听见这个问题，老马眼皮一跳，往往乐呵呵地说：“咋会，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们没走回头路，也没忘过自己是谁。”这话说出来，好像轻飘飘，可细品品，那劲头里是说不尽的坚持和不甘。 到了发荣誉证书那天，县里的礼堂还没开门，二十多位老战士已经提前到了。有人穿着补了又补的旧军衣，有人掏出早年的纪念章当胸针，谁都说不出口的激动全写在脸上。那场面，不比过年差多少。 负责主持的小王站上台，照着稿子喊了声：“请失散红军上台领证！”台下顿时静了两秒，老马一咧嘴，低声嘟囔：“怎么还叫‘失散’，咱这是丢人现眼还是咋地？”坐在一旁的赵大爷脾气急，直接抬手说：“我看呐，这‘失散’俩字儿说得不是味儿。当年谁是自愿撂挑子的，哪个不是硬撑着才留下来的” 说句实在话，这“失散”两个字，真让不少人心头不服气。赵大爷后来回忆，“我们就算人留在草地，心还在队伍里。那时候，见了生人不敢提自己当过红军，怕惹事，可心里盼着的，就是队伍胜利的那天。” 主持的小王也是个实诚人，一听大家伙嘀咕，马上改口：“是，是我说话不当！各位老同志不是‘失散’，是坚持在这里生活、传承红军精神的英雄！”这下，气氛一下松了，底下的老人们才一个个站起来往台上走。有人走得慢，手还在抖，但眼里亮晶晶的，比拿到证书还珍惜那一句“不是失散”。 “其实我们都明白，政策是政策，表述也不是有意冒犯。”老马后来和人唠嗑，说，“最在意的，还是自己这些年没被遗忘，队伍始终没丢下我们。” 领完证那天，礼堂外面的风一阵紧一阵，可老战士们的脸上却难得露出轻松。说白了，几十年在若尔盖过的日子，苦是真苦，尴尬也是真的尴尬。草地上留下的红军，大多没啥文化，藏族话刚会个大概，自己种土豆、放牛羊过日子。有人娶了本地姑娘，有的始终单身一人。大家干活时很实在，可遇上“身份”这个事儿，总觉得不好意思。 最典型的是刘大伯。年轻时，他也想回部队报到过，可部队早就远去，连信都送不到。他常说，“咱这身份，说起来是红军，实际上跟啥都不沾边，既没赶上胜利的喜报，也没享过什么待遇，倒像半截人似的。”但转念又补一句，“可一看到自己养大的娃、这片草地上的新房子，心里也踏实。” 其实，老一辈人心里最暖的，还得数那场颁证仪式。迟来的承认，不只是一纸证书，更多像是给他们这一辈的一个交代，没被忘记。这事一传开，不光是老人自己觉得脸上有光，连村里小孩都跑来围观，有的还在作业本上写下，“我爷爷是红军！” 仪式过后，老马、赵大爷、刘大伯他们几个围坐一块儿，烧着炉火，边喝酥油茶边聊起当年那些难忘的日子。有人提起失散队友，忍不住红了眼圈；有人想起第一次见到解放军进村时的场景，憋了半天就一句话：“那天，心里像被火烧一样，终于等到了。” 这些年的生活，苦有苦的滋味，甜也有甜的回味。荣誉证书不是生活的全部，但那一刻的温暖，的确让人忘了很多委屈。老红军们说，“今后咱们日子还得过，但心里亮堂多了。” 风吹过草地，老人们依然在日头下劳作。证书就挂在墙上，平时很少提起，可偶尔路过，老马还是会停下脚步，摸一摸那红边证书，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党没忘了我们，活得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