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反犹运动” 背后：阶级怨恨与智识冲突正在让历史重演】
▶在他们看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或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便自动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
▶如果美国的大学体系在这场“知识战争”的压力下崩溃，犹太人恐将首当其冲地成为“替罪羊”。
▶外国学生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针对他们的敌意，不仅是一种狭隘的仇外心理，更将极大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精英大学掀起的所谓“铲除反犹主义”运动，其本质不过是其攻击学院左派和自由派的借口。 唯一可能带来的益处，或许是这些机构在自保的压力下，将被迫摒弃一些业已渗透到校园文化中的道德主义。
▶权力对知识的厌恶：一场历史的重演？
2021年，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针对美国大学的演讲中，援引了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那句“教授是敌人”的名言，其立场可谓昭然若揭。尽管万斯本人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他却依旧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精英大学发动“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这场战争不仅体现在削减研究经费、阻止外国学生入学，更蔓延至试图干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如今正不遗余力地摧毁一些最初成就美国伟大的机构。然而，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如此疯狂地攻击那些推动医疗和技术突破、并带来诸多益处的机构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指责哈佛大学及其他顶尖学府是反犹主义温床的言论，竟然出自一位曾声称在高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狂热新纳粹分子中“认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的领导人之口。事实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对反犹主义的定义，似乎仅限于批评以色列现政府的人。在他们看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或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便自动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
诚然，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者中，确实存在一些反犹主义者，甚至他们的老师中也可能存在。但这绝难成为压制高等教育的充分理由。常春藤盟校宣称要根除反犹主义，但这更像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则意在攻击那些学院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而其中许多人恰巧是犹太裔。如果美国的大学体系在这场“知识战争”的压力下崩溃，犹太人恐将首当其冲地成为“替罪羊”。
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的仇恨，一直是激进民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曾宣称德国人“饱受过度教育之苦。唯有知识才被珍视。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是行动的敌人。”纳粹将科学与犹太“世界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因为科学超越了民族和文化差异。然而，他们却倾向于用种族的简化视角来看待研究。正如亲纳粹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在1934年所写：“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界的领导地位不应由与德国人民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占据，而应由具有民族意识的德国人占据。”
▶MAGA思潮下的排外与阶级怨恨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世界对多元化和包容性项目的厌恶，部分源于这种思维方式，清除大学中“反美”分子的目标亦是如此。外国学生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利益，而针对他们的敌意，不仅是一种狭隘的仇外心理，更将极大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然而，推动这一趋势的深层动因，或许阶级怨恨要甚于种族偏见，尽管在今天的美国，种族和阶级问题常常犬牙交错。与西方其他社会一样，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也日益精英化。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其说取决于家庭背景甚至财富，不如说取决于高等教育的程度。
然而，高学历并非仅仅意味着获得学位。它更意味着一种艺术修养，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最好还能掌握多种语言。特朗普固然富有，并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学士学位。但他并不以博览群书或知识渊博而闻名，或许除了在交易方面——甚至连这一点也因他惨痛的商业失败而黯然失色。
▶智识鄙视链与道德自鸣得意：对“文化贫瘠”的反向冲击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对高等教育的攻击，不禁令人想起已故比利时汉学家、散文家西蒙·莱斯讲述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坐在一家简朴的澳大利亚咖啡馆里，对收音机里嘈杂的噪音毫不在意。似乎也没有人在听。突然，不知怎的，莫扎特一首优美的单簧管奏鸣曲响起。这旋律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一个人毅然决然地换了台。莱斯的结论是，没有文化的人其实非常善于识别美，所以他们必须屏蔽它。正如他所写：“在人类努力的每个领域，灵感迸发的才华都是对平庸之辈无法容忍的侮辱。”
然而，这种攻击还有另一面，是莱斯尽管品味高雅、博学多识，却未能捕捉到的。个人平庸并非特朗普、万斯及其一些最狂热支持者厌恶高学历人士的唯一原因。此外，还有深层次的阶级问题。学位，甚至良好的音乐品味，都不足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近年来，人们还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某些关于种族、性取向和性别的特定观点。“进步”不仅成为智力优越的标志，更被视为道德正直的象征。
其结果是，即使是一些最好的大学也充斥着不宽容的氛围，这无疑不利于学术自由。政治被框定为一种神学形式，信仰将“兄弟会”与“异教徒”区分开来。保守派，甚至“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拥护者，对那些自以为比希拉里·克林顿口中的“可悲之徒”、热爱枪支的基督徒和从未读过好书的粗鲁商人更优秀的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所表现出的道德自鸣得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仅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学或许能从特朗普的反击战中获益。即便只是出于自保，它们也必须摒弃一些已经渗透到校园文化中的道德主义，重新专注于发现和传播知识这一基本任务，否则，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将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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