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

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瞬间戳破了他努力维持的平静，当着所有学生的面，他的眼眶猛地红了。 这个在讲台上突然红了眼的周作人，与几天前收到鲁迅去世消息时的他，心境已是不同，听到哥哥死讯的那一刻，周作人心里先是“咯噔”一下，有点儿发懵。 那个从小带着他、护着他，最终却分道扬镳十几年不见面的哥哥，居然就这么走了，这消息带来的是一种复杂的冲击。 紧接着，一股混杂着伤心和深深懊悔的情绪涌了上来，他知道，在哥哥生命的尽头，兄弟之间那些深深的裂痕，始终没能被时间抚平。 但周作人没时间在家里慢慢咀嚼这份痛苦，大学里的学生正等着他上课，责任在身，他只能强打起精神，把脸上的表情收拾得一丝不乱，和平常一样出门去学校。 只是，人坐在教室里，心绪却像风筝断了线，特别是讲到古人颜之推写手足情深，劝诫世人兄弟之间要和睦友爱的话语时，他自己曾经亲如手足、后来却形同陌路的经历，变得格外扎心。 幼年时，他们的家境陡转直下，祖父锒铛入狱，父亲也一病不起，那时周作人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年龄稍长的鲁迅稚嫩的肩膀上。 说长兄如父，放在他们身上再贴切不过，鲁迅想尽办法养活自己和弟弟，为了维持生计，家里传下来的老物件，他不得已得拿去典当换钱。 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在当时是很丢脸面的事情，容易被人说三道四，鲁迅自己默默地把这些难听话都吞进肚子里，从来不叫弟弟周作人去承受这些委屈，只希望弟弟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鲁迅的羽翼保护下，周作人确实一路平顺地长大，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鲁迅自己有了点本事，对已成年的弟弟的照顾也丝毫没有放松，大事小情总是想得很周到。 周作人东渡日本求学的那段日子，他的留学手续、在日本找住处安顿等等杂七杂八的事，自然又全是鲁迅跑前跑后帮他打理妥当。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借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他的房东有个女儿叫羽太信子，信子姑娘长相很普通，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生着一双小眼睛。 但她做事非常勤快利索，把周作人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妥妥帖帖，一个身处异乡的年轻人，遇上一个对自己细心周到的姑娘，日子一长，很容易就产生了感情。 很快，周作人和这位来自日本的羽太信子结成了夫妇，几年后，也就是1911年，周作人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中国。 那时鲁迅已经在北平站稳脚跟，兄弟俩便一起出钱在八道湾胡同买了座大四合院，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谁能想到，羽太信子一旦掌握了经济大权，做派立刻变了个人，都说日本女性以温柔勤俭出名，但羽太信子恰恰是个例外。 她娘家条件其实很普通，可一当家做了太太，派头却摆得特别足，花钱就跟流水似的，手松得很，虽然嫁过来前是做家务活儿的能手，但真正当了夫人后，她立马添了好几个佣人，洗衣、做饭、打扫这些粗活重活，自己是一根指头也不愿再碰。 兄弟俩的工资加起来是笔不小的数目，可在羽太信子手里，常常是入不敷出，月月闹亏空。 羽太信子教唆自己的孩子远离鲁迅这个伯伯，不许孩子们亲近他，更过分的是，她私下里常常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用非常恶毒的话咒骂鲁迅。 这还不算，她甚至编造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向丈夫周作人诬告鲁迅，枕边风天天这么吹，羽太信子的话开始慢慢影响周作人的判断，渐渐地，周作人对这个哥哥说话也不客气了，态度也变得冷漠又刻薄。 积怨终于到了爆发的顶点，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走进鲁迅的房间，没多说什么，只是冷冰冰地交给他一封信。 这封所谓的“绝交信”，内容极其生硬决绝，对鲁先生的称呼，不再是往日那个饱含亲情的“大哥”，而是一下子变成了疏远客气的“鲁迅先生”。 兄弟之情维系了几十年，骤然收到这样一封信，鲁迅的震惊和伤痛可想而知，作为兄长，他也曾放下身段，好几次主动想找弟弟周作人谈谈，试图挽回这破碎的关系。 可惜，周作人已经被妻子的怨恨完全左右了心意，对哥哥伸出的橄榄枝，都像碰了钉子似的坚决拒绝。 挽回无望，仅仅过了不到半个月，在8月2日那天，鲁迅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早已没有温度的家，他借了800元钱，带着自己的妻子朱安，搬出了八道湾那座曾经承载着兄弟和睦理想的四合院。 从此一别两宽，这对亲兄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将内心的激愤和深厚的思考化作文字，写出许多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不朽篇章，成为我们敬仰的文学巨匠和精神斗士。 另一边，在妻子羽太信子的强烈影响下，周作人却在后来抗日战争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没有站稳脚跟，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公开与日伪合作，成了众人所指的“汉奸”。 这段认敌为友、委曲求全的经历，成了他一生都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和沉重枷锁。 （信息来源：《知堂回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