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4年，准噶尔爆发内乱，乾隆帝龙颜大悦。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紫禁城内原本温暖的冬日暖阁，瞬间变得寒气逼人。乾隆十九年冬，一份来自西域的奏折摆在御案上，奏折中详述了准噶尔汗国自噶尔丹策零去世后的动荡：五年内三次易主，血腥的权力争夺让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遭受剜目囚禁的酷刑，喇嘛达尔札则惨遭暗杀，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互相倾轧，最终导致天山南北尸横遍野。这无疑是清朝七十年来在西域反击的绝佳时机，朝堂之上却鸦雀无声，大臣们低着头，二十三年前和通泊之战的惨痛记忆仿佛仍在眼前：三万精锐将士葬身雪山，额尔齐斯河被鲜血染红数月之久。
这时，一位年轻的身影站了出来——傅恒。这位三十岁的军机大臣，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依靠皇后姐姐权势的公子哥。七年前的金川之战，他率领敢死队攀岩炸堡，身中数箭仍鼓舞士气，最终迫使叛军投降，荣获“一等忠勇公”称号。他执掌军机处七年，改革粮草运输，将边境储粮时间从半年缩短至六十天，并重整西北驿站，使千里军情三日内即可送达。他目光如炬地望着乾隆帝，坚定地说：“准噶尔内乱如同滚油沸腾，沙俄使团已抵达伊犁，若让俄国势力介入，西域将永远失去！”
傅恒的作战计划大胆而周密：秘密调集三万峰驼，伪装成商队将军粮运往哈密储藏。面对反对派“重蹈永常之败”的质疑，他冷然回应：“永常失败在于愚蠢！准噶尔牧民逐水草而居，牛羊就是他们的粮仓！”他分兵两路：北路由蒙古亲王成衮扎布率轻骑兵从科布多出击，西路则由归顺的准噶尔将领阿睦尔撒纳率领六千降兵作为先锋，利用他们熟悉的地形，如利刃般插入草原腹地。他用蒙文写下的招降书散布各部，承诺擒获达瓦齐者封汗，归顺者免除十年赋税。达瓦齐仓皇逃窜，最终孤身一人，在乌什城醉酒被俘。
乾隆二十年五月，捷报传来，紫禁城彻夜灯火通明。阿睦尔撒纳的部队所到之处，各部落纷纷箪食壶浆以迎，两路大军在博罗塔拉河会师，共收降帐篷三万顶，战马十四万匹。乾隆帝在承德亲自接见降众，将“绰罗斯汗印”授予噶尔丹策零的旧部，伊犁河畔的《平定准噶尔勒铭碑》上铭刻着“汉唐羁縻，今隶版图，雪三代耻，开万世基！”的字句。而傅恒却谢绝了晋升公爵的封赏，他指着紫光阁悬挂的《西征运粮图》对乾隆帝说：“此役成功，关键在于二十三万捆军草，在于十万牧民归心，臣只是略施小计而已。”
六年后，傅恒在缅甸征战时染病身亡，这位被乾隆帝悲痛祭奠为“社稷臣”的青年将领，他精妙的战略，最终帮助清廷设立伊犁将军府，屯田筑城，将沙俄势力阻挡在萨彦岭以北。如今，哈密地窖中或许还残留着当年储藏的谷粒，格登山的石碑上，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的“准噶尔灭”字样，依然在国界线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当我们凝视博物馆中他那幅未戴公爵冠冕的画像时，或许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真正的雪耻，并非帝王的夸夸其谈，而是将后勤保障细致到每一根草茎的孤胆英雄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