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旬，就在四野大军结束休整开始南下时，领导班子却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参谋长刘亚楼被征调去组建14兵团；政委罗荣桓因病卧床不起，被迫留在天津疗养，但在林彪的请求下仍挂职四野政委，直到调任总政治部主任。 1949年初，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刚打完，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是大局已定。第四野战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四野，作为解放军的主力之一，肩负着南下解放中南地区的重任。部队休整了几个月，养足了精神，正准备大干一场。可就在这节骨眼上，领导班子却出了大事：刘亚楼被调去搞14兵团，罗荣桓因病留在了天津。这变动来得太快，别说部队里的战士了，连高层都得琢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野当时可是兵强马壮，林彪当司令，罗荣桓管政治，刘亚楼做参谋长，三人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可这时候，中央却下了命令，刘亚楼得去组建新的14兵团，罗荣桓病得实在扛不住，只能留在后方。这变动不光是人事调整，还牵扯到四野接下来的战略布局和部队士气，影响可不小。 刘亚楼这人，绝对是四野里的硬角色。可就在四野准备南下的时候，中央却把他调去组建14兵团，负责华北地区的作战任务。 这调令来得突然，刘亚楼自己估计也没想到。毕竟四野正要大展拳脚，他作为参谋长，跟着南下多带劲啊。可军令如山，他也没啥好说的，只能收拾行囊，去干新活儿。1949年5月1日，14兵团正式挂牌，刘亚楼当司令员，莫文骅做政委，黄永胜、刘震当副司令，吴法宪管政治部。兵团底下有39军、41军和42军，任务是守住华北，打通南下的路。 可这14兵团刚搭起来，问题就来了。指挥部是从热河整训司令部改过来的，底子薄，干部不够，运转起来磕磕绊绊。不过刘亚楼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带着部队上了战场。4月16日，安阳战役开打，42军用“大包围、小突击”的招数，把安阳围得死死的。可惜攻打城西北的广益纱厂时，太过大意，折了200多人。5月6日凌晨，126师用了1250公斤炸药炸开城墙，突击队冲进去，8点钟就把敌人收拾了，新乡守军一看大势已去，直接投降，平汉铁路这才彻底打通。 可就在这忙活的时候，刘亚楼的老毛病——肝病又犯了。他没办法随军南下，只能去苏联治病。7月初，莫文骅带着41军渡江去了武汉，39军往西走，41军8月5日到了长沙北边的金井。这时候，中央已经开始琢磨解放台湾的事儿，空军得赶紧建起来。刘亚楼因为有军事头脑，又在苏联学过航空，被毛主席一眼看中，7月11日回国后就跟军委航空局商量，提出拿14兵团的机关当空军的骨架。7月26日，中央拍板同意，8月5日，四野把14兵团的直属队调给军委，2515人去了北平南苑。1949年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当了首任司令员。14兵团就这么解散了，但它的底子融进了空军，39军、41军、42军也各奔东西，继续打仗。 再说罗荣桓，1949年初，他的肺病加上长期劳累，已经拖垮了身子。医生说得好好养着，可四野要南下，他哪舍得离开部队啊。可身体不争气，他只能留在天津养病。 林彪知道罗荣桓在部队里的分量，那威望不是盖的。没了他在前线坐镇，军心肯定得晃。于是林彪跟中央请示，能不能让罗荣桓挂着四野政委的名，哪怕人不在部队，也能稳住大家。中央点了头，罗荣桓就这么一边养病，一边遥控指挥。1949年10月，他调去当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又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管军衔评定，还起草了《政治工作条例》，硬是把解放军的政治建设推上了新台阶。1955年，他被授了元帅军衔，1956年进了中央政治局。可病痛一直没放过他，1963年12月16日，他在北平去世，61岁。毛主席听说后，写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诗，足见他的分量。 罗荣桓在天津养病那会儿，虽然起不来床，但心没闲着，老通过电报和信跟林彪他们联系，操心部队的事儿。他这人，就是典型的硬骨头，病成那样了还不忘责任。 刘亚楼当了空军司令员后，铆足了劲搞现代化。1950年6月，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他提出“从空战中锻炼”的路子，朝鲜战争里培养出王海那样的王牌飞行员。1955年，他拿了上将军衔，可惜1965年5月7日，肝病把他带走了，55岁。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的日子，也不轻松。军衔评定、政治条例，他一手抓，硬是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病痛折磨了他十几年，可他从没喊过苦。1963年去世时，全国上下都惋惜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