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

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他来的那天是个阴天，一身旧军装，背着两个箱子，脚底全是泥。迎接他的人说话带着口音，他一句也听不懂，但还是伸手握了握，点了点头。 那是1938年，他刚从香港出发，绕了好几天才抵达延安。他带来的不是钱，而是一批手术器械和药品，全是自己掏钱买的。 到了晋察冀边区，他被安排在前线的一个简陋医疗点。那时候没有医院，也没有药房，帐篷、木板和稻草就是手术室。 他把一只旧罐头盒改造成洗手盆，把猪膀胱风干做导尿管，把地上挖的坑当消毒锅。他用砖头砌起一个灶台，烧水杀菌，水不够用，他就把雪融了。敌人轰炸时，他背着医疗箱往战壕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快，把伤员抬过来！” 一天内做五十多台手术是常有的事。他的手经常抖，有时刀都握不住。他就咬着牙，把手在冷水里浸一会儿再继续动刀。有次手术到一半，他的手突然抽筋，助手扶着他撑到最后一针。他笑着说：“我的手不听话了。” 他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做医生。很早以前，他在加拿大当医生，还是胸外科专家。他发明过一种叫“人工气胸疗法”的手术方法，那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他曾经站在讲台上，面对几百个穿西装的听众，挥手讲着肺部疾病的治疗。他也曾在北美最先进的医院里做手术，助手全是研究生，护士也听他指挥。可这些都离他越来越远了。 第一次动这个念头，是在美国一个医学交流会上。他听见一个中国人举着幻灯片在演讲，说中国正在打仗，医院太少，医生太少，药更少。他没说话，但那天回去他一直睡不着。几个月后，他把自己的诊所交给别人，带着医药箱登上前往东方的船。 在香港下船时，国民党的人给他安排了住处，说是“特别待遇”，配了个司机，还有人帮他抬箱子。他只呆了一晚，就把东西搬出来，说：“我不需要这些。”第二天，他坐火车去了武汉。 宋庆龄见了他，听完他的来意后写了封推荐信，送他去延安。周恩来接待了他，那天只说了一句话：“你真的想去最苦的地方？” 他点了点头。没多久，他就和一队战士一起出发了。他不懂中文，只会说“疼不疼”“哪儿伤了”。有时沟通不了，就自己比划。战士们说他是“老白”，有人还给他起了外号叫“白疯子”。 “疯子”的来历是因为他总干一些让人害怕的事。有次缺血，他把自己胳膊上的血抽出来输给伤员；有次弹片划破他的手指，他明知感染风险极大，却不愿停下手术。 最终那次，他还是倒在了病床上，高烧不退，医生说是败血症。他摇头，说：“我还有几台手术没做。”话没说完，人就昏过去了。 那天医疗队所有人都停了工作，围在他身边抢救。可三天后，他还是没挺过来，安静地走了。战士们在窑洞里给他做了棺材，把他埋在一座小山坡上。下葬那天没有仪式，也没有花，只有一群战士站成一排，每人敬了个礼。 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只知道他不是中国人。可他从不说自己的国家，也从不提自己以前的身份。他把自己当成八路军的一员，天天跟着部队跑。别人吃高粱面，他也吃；别人住地洞，他也住。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着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后来有人回忆他，说他一天做八十台手术，从不喊累；说他带学生像训兵一样，手术刀握不好就不让吃饭；说他走到哪儿就把医疗队带到哪儿，一根木棍都要掰两半用。他教了不少中国医生，有人一辈子没出山沟，但却用他的方法救了无数人。 他的故事从未写进教科书，但却一代一代传下来。有人只记得他姓白，有人记得他戴眼镜，说话有点急。有个护士曾在日记里写：“他从不多说话，但一来，就觉得不怕了。” 再往后，医疗点慢慢建了起来，战士也学会了处理伤口。可没人再像他那样，把命压在一根针上。他留下的，不只是器械和经验，还有一股子狠劲——救人，不计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