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在重庆白公馆的一个监牢里，一个孩子对着镜头笑了，他穿着破旧短裤，

1946年夏天，在重庆白公馆的一个监牢里，一个孩子对着镜头笑了，他穿着破旧短裤，戴着一顶飞行帽，一只手扶着锈迹斑斑的炮弹壳，这是他唯一一张留下来的照片，他叫宋振中，被叫做“小萝卜头”。那天是他短暂人生中少见的“轻松时刻”，也是他在监牢中度过的第八个年头。 宋振中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宋绮云、徐林侠就被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孩子才8个月大，也跟着被带进了牢房。 起初在息烽集中营，后来又转到白公馆，他的人生就这样从一开始就锁进了铁门里，白公馆原本是军阀的别墅，后来被改成中美合作所的监狱，环境阴暗、潮湿，到处是潮气和发霉的味道，监狱里关的多是共产党人，没人能随便进出。 那张照片是在1946年8月2日拍的，宋振中当时大约八岁，身子瘦小，头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显得格外大，人们就叫他“小萝卜头”。 他坐在地上，笑着看向镜头，一只手放在一枚空炮弹壳上，这东西对大人是废铁，对他却像是玩具，在那个环境里，什么都缺，炮弹壳也成了孩子能接触到的唯一“玩具”。 照片里他穿着打补丁的短裤，脚上套着凉鞋，帽子是一顶飞行帽，跟他瘦小的身体格格不入，看起来好笑，其实让人心酸。 这顶飞行帽据说是特务故意给他戴的，想看个乐子，但孩子并不在意，他天真地笑着，对拍照这事很好奇，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照相机。 他从没见过蓝天，牢房的窗户很高，只能从缝隙里看一点点天光，他每天就这样在水泥地上爬来爬去，听着大人们低声交谈。 有时狱友们悄悄教他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用烧焦的棉花做墨，在废纸上画字，黄显声给过他一截铅笔，那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有一回写得好，还被黄显声夸了，他眼睛亮了好几天。 狱友们对他都很好，罗世文、黄显声这些共产党人，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他的父母也尽量在监狱条件下让他接受教育。 他学语文，也学算术，甚至学了几句俄语，特务不懂俄语，他就用这个和黄显声交流，有时候，他会听大人讲《挺进报》上的新闻，那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方式。 因为年纪小，特务们基本不防他，他是整个监狱里唯一能随意走动的人，大人们就让他帮忙传递一些小纸条，有时是越狱地图，有时是报纸。 他小心翼翼地把地图塞在衣领里，一路走过去，没人怀疑他，有一次他传地图时心跳得厉害，但脸上装得若无其事，地图最终顺利传出去，争取了宝贵时间。 生活极苦，吃的是发馊的米饭，冬天连棉衣都没有，他在监狱里冻得直哆嗦，但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他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有时候听大人说话，有时候自己在废纸上写写画画，他说将来想当医生，因为医生能救人，也能救妈妈，他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总咳嗽。 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渐渐长大，但脸色始终苍白，他没有玩伴，唯一的朋友就是那截铅笔。 他用铅笔写字，画画，有时候在角落里用树枝当笔，一遍一遍地练，他的字写得很整齐，大人们夸他聪明，他也渴望外面的世界，但他从未真正走出去一步。 到了1949年，局势已经接近解放，但国民党特务开始慌了，想赶在撤退前处理掉这些“要犯”。 1949年9月6日夜里，宋振中和他的父母，还有杨虎城将军一家，被秘密杀害在重庆松林坡，那年他还不到十一岁，离新中国成立只剩24天。 等到解放军接管重庆，开始清理旧账时，人们在松林坡找到了他们的遗体，有人记得宋振中最后一次露面的样子，还是照片里那张笑容灿烂的小脸。 他被埋得很深，身边只有一截铅笔，他的手死死地握着那根铅笔，像是最后也不愿放弃。 特务原本想毁掉一切证据，把他们的遗体浇上水泥掩盖，但有人偷偷保留了那张照片。 照片后来被送到新华社，又被收入史料，成了中小学教材里的一个章节，那顶飞行帽、那根炮弹壳，还有那笑容，成了历史的见证。 很多年后，重庆、上海、徐州等地都立了纪念塑像，2024年，上海虹口建了“小萝卜头”生平展示厅。 徐州广电还联合全国几家单位，用数字技术做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宋振中第一次“和父母站在一起”，这是他生前从未拥有过的画面，技术无法改变历史，但能让人记住这段故事。 宋振中没有上过学，没有过童年，他的一生都在监狱里，可他却用那张照片告诉后人，哪怕环境再黑暗，孩子的笑容和对知识的渴望也不会熄灭。 他的生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但点燃了人们对正义的记忆，他走了，可那顶滑稽的飞行帽和他手里的铅笔，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 参考资料： 《红岩魂——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纪实》. 重庆出版社,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