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女眼中，粟裕非常严厉，甚至“不近人情”，三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他甚至还把子女送往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工作。 1975年春天，一封从北京发出的特急挂号信，送到了湖南会同县委的办公桌上。信封上写着“中国军事科学院”，落款是粟裕。这位共和国开国大将，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打下一个又一个胜仗，而这一次，他的“对手”却是自己的外孙女。 信的内容很直接——揭发亲外孙女梁闯，借他的名义给外婆（粟裕的亲姐姐）超规格安葬。这事让粟裕极其愤怒，信里措辞激烈、态度坚决，严肃指出：这件事违反了规定，破坏了党风。 你要说这不是亲外孙女，那肯定没人信。但就是这么近的血缘，他也毫不手软。信件最后，是粟裕亲笔签名，斩钉截铁，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看到这封信，第一反应就是：“粟裕是不是太无情了点？”毕竟，姐姐骨灰迁回家乡，家属想办得体面一点，情理上说得过去。可问题是，粟裕看得不是“情理”，是“纪律”。哪怕亲人，哪怕他自己，也不能搞特殊。 粟裕这人，打仗是狠，做人也是狠——对谁都一样，包括最亲的人。 说起来，粟裕跟姐姐感情一直挺深。早年闹革命，他东奔西跑，是姐姐省吃俭用给他做棉衣、打干粮。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姐姐从湖南接到南京来生活，几十年一直资助她，直到她去世。 有一回，姐姐提出想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图个“体面”。粟裕摆摆手：“你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安排你去反而是给人添麻烦。你什么都不用做，我来养你。”这不是嫌弃，而是实话实说。他宁愿自己多掏点钱，也不愿意为她走一次后门。 后来，一些老乡、亲戚听说粟裕是大官，也纷纷找上门来，或是想参军，或是想进大学，粟裕全婉拒了。他安排吃住，但任何“安排工作”的请求一律驳回。有亲戚抱怨说：“你自己飞黄腾达了，不帮我们一把？”他耐心解释：“我为国家打仗，不是为了给谁开后门的。” 这话听起来冷，但有点道理。要是粟裕今天帮这个，明天安排那个，家族能变成什么样？他见过太多因为搞特殊而走歪路的例子，自己绝不愿踩这条线。 在家庭里，粟裕这个“老爸”也并不好当。 他的三个孩子都能证明这一点。 当时，很多高干子女可以进入“好单位”或“清闲部门”，但粟裕却把自己的子女往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送。一个孩子去了西藏，一个去了新疆，一个分到了条件差的基层单位。他从没为他们安排，也从没给过一点“照顾”。 儿子曾偷偷去找关系，希望能调到北京，粟裕知道后，把他训了一顿：“部队不需要你，你就别来，北京不是避风港！” 结果，孩子真的没调成，也没再提。粟裕的“家风”，就在这种严厉中慢慢形成：不搞特殊，不靠关系，一切靠自己。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太硬了，甚至不讲情面。但他当时就是这么坚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将军，如果连自己家都管不好，还怎么服人？” 其实，粟裕对自己也不宽松。 1951年，他住在北京一座老旧四合院里，房子年久失修，地板响，墙壁裂，夜里还有老鼠。他不嫌弃，住了二十多年。后来地震检查出墙体有裂缝，组织上非要维修，他才点头。 他用车从不为家人服务，上班经常步行。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餐餐如此；穿衣服也不讲究，一件毛料外套从南京当市长时穿到去世，还打了好几个补丁。 有人开玩笑说：“粟将军身边人比他穿得都好。”这不是玩笑，是事实。 再说一件人们可能不知道的事。 1951年，粟裕和阔别25年的亲哥哥粟沛重逢。他见哥哥多年劳累、身体不好，就亲自送他去医院治病，又想办法让他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可粟沛不乐意，说那个地方是收旧职人员的，他想进“军政大学”。粟裕一听，立马拒绝了：“那地方是高级干部去的，你去不合适，我送你去，组织上得处分我！” 哥哥听了不高兴，但也没办法。 这事儿放别人身上，也许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但粟裕真不行，他的这套“讲原则”，从来不打折扣。 晚年，粟裕身体状况不好，常年与病痛相伴。他原本可以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搞研究，看沙盘图纸，写书写材料，极少参加任何私人娱乐。 他不跳舞、不打牌、不应酬，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有人问他：“你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对自己、对家人都这么苛刻？” 他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对国家，对人民，我没有愧疚。”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细想起来，分量很重。他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典型——把纪律当信仰，把责任当底线。你可以说他不懂变通，也可以说他不够圆滑，但绝不能说他不清白、不干净。 说到底，粟裕不是一个“冷血”的人。恰恰相反，他的内心柔软，骨子里装的是家国大义。他是那种“铁骨柔情”的人，感情深却不徇私。对姐姐有情，对孩子有爱，但这份情爱，不是以牺牲原则为代价的。 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做法：把家人当“普通人”看待，把自己当“战士”来要求。 所以，他才会在姐姐去世之后，亲自签字，检举外孙女。不是因为绝情，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情分”不能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