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国民党政权溃败南逃。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获释，回到北平。此时的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面对新政权，内心充满忐忑。 周作人深知自己的政治污点。抗战期间，他出任伪职，为日伪政权效力，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 思虑再三，周作人决定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极为谨慎，既不敢过分辩解自己的过去，也不敢奢求宽恕，而是强调自己的翻译才能，希望能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信辗转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对周作人并不陌生——他是鲁迅的弟弟，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投敌，但并未直接参与血腥镇压，属于“文化汉奸”而非“政治汉奸”。 这句话决定了周作人的命运，新政权没有追究他的历史问题，而是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每月领取200元稿费，这在当时已算优厚待遇。 从此，周作人闭门不出，埋头翻译古希腊和日本文学作品。 周作人的晚年并不平静，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这位已经八旬的他未能幸免。被抄家、批斗，甚至写信请求“安乐死”，但未获批准。 回看周作人的一生，他的悲剧源于性格的软弱与时代的残酷。他曾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妥协；他本可成为文化巨匠，却因政治污点终生背负骂名。 毛泽东的那句话给了他一条生路，却也让他后半生始终活在历史的阴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