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其实出生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小时候家里生活一般，条件不算差。他自个儿也不是一帆风顺，年轻时干过工人、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才进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靠自己努力一步步成了胸外科的专家。在医学界，他混得也不赖，发明了“人工气胸疗法”，这在当时能治死人的肺结核，手术台上动刀子那是家常便饭。 有了这身本事和名气，留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发展，哪怕在医院挂个专家号，一年都能过得很滋润。可白求恩偏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过好日子的主。1935年，他主动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把医生这职业和“救人、救世界”这套信仰绑到一起。 1936年，欧洲动荡，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带着医疗队直奔马德里火线，跟着国际纵队进出枪林弹雨。那段经历，除了磨练胆量，更让他明白一个理儿,如果一个医生真的把“救命”看作使命，就不该只盯着自家病房里那点事，而是得奔向需要的地方。西班牙让他真正把“国际主义”这四个字刻在心里。 那么，他为什么要来中国？很简单，中国当时正和日本打仗，战火下伤员无数，药品短缺，医生少得可怜。白求恩看了新闻，听到朋友讲述，还专门去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才是真正代表未来和正义的。说白了，他是带着一股劲来的,世界上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就是我该去的地方。 这事放到今天，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对白求恩来说，他把理想和行动绑在一起，他是个很少只停留在嘴上的人。说到做到，这是他的“倔脾气”，也是他骨子里的责任心。 1938年初，白求恩收拾行李，带着一队医生护士和一大批自购医疗器械，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一路穿太平洋到香港，然后又转道武汉、延安，再一路北上到晋察冀根据地。有人问他图什么？国民党这边给他待遇不低，他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我要到前线去，去最需要的地方！” 中国抗战前线是什么环境？条件比他在北美见过的任何医院都苦。手术室就是帐篷或者庙堂，药品极度紧缺，消毒靠开水，手套常常都没有。没现成的手术台，他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消毒锅没条件用，他就找来旧罐头盒和铁锅。猪膀胱做导尿管，麻绳当手术线。所有东西都靠土法上马，能救一个是一个。 白求恩在前线怎么工作？有时候一天做七八十台手术，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累到手抖得刀都拿不稳，他就把手浸进冷水里镇一镇，咬牙接着干。一次缺血，他直接撸起袖子给伤员输自己的血；遇到手术感染，手指肿了还坚持给人开刀。 在战地医院，他对中国学生可谓又严又辣，手术训练像练兵一样，不许偷懒，不许马虎。他要求护士、医生严格洗手，手术刀用完必须消毒，哪怕再紧张的环境，规矩不能丢。有人说他像“白疯子”，可也正是这种带头拼命的精神，把中国的战地救护标准一下提了上去。 白求恩很少谈自己的过去，身边的人更多看到的是一个扎根中国的“老外医生”。他睡窑洞、吃黑面馍，和普通八路军战士没两样。有人给他特殊照顾，他一概拒绝，工资全部捐给前线医疗，自己一分钱不拿。 这人最大的本事，是能让周围所有人都“拼命学”，因为他自己拼得最狠。他曾在信里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1939年冬天，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前线不断有重伤员被送来。白求恩有一次做手术时手指被划伤，因无消毒手套，感染恶化成败血症。即便这样，他仍然坚持工作，边泡盐水边给伤员缝合，直到体力彻底崩溃。 最后那一段，他其实本来已经计划过圣诞节要回加拿大，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宣传中国的抗战困境，为中国筹集国际支援。可每次看到伤员躺在手术台上，他就放不下手头的事。就是这么一点点拖着，直到身体再也扛不住。 他生命最后几天，躺在太行山一间破庙改的手术室里。身边的护士、医生，很多都是他亲自培养的中国年轻人。有人劝他休息，他只是摇头，说：“没事，让我歇一会，等下还有病人等着我。” 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仪式，没有鲜花。中国战士用一块木板做了简易棺材，抬到太行山坡，大家集体敬了个礼。战士们说，这个人是咱们的“老白”，不是外人。他留下的，不光是医疗器械、经验和培训过的医生护士，更重要的是一种“救人不计代价”的精神劲头。 其实说到底，白求恩来中国、拼命救人，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抗战是人类正义的一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环。他是个医生，但更是个信念执着的人。他不想当“高尚的人”，他只想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医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