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那场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进士科考试，你脱口而出的，恐怕是苏轼、苏辙、曾巩这些文坛巨星。然而，在那份星光熠熠的榜单顶端，稳稳压过他们的状元郎——章衡，这位真正的文能安邦、武可定国的实干奇才，却仿佛被历史的聚光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翻开大宋的功劳簿，这位“北宋第一实干家”的名字，不该如此沉寂。 北宋第一实干家：文能治国，武震契丹，才胜苏轼，不应被历史遗忘 公元1057年，北宋东京汴梁的贡院外，人潮涌动。 一位来自福建浦城的考生章衡，攥着笔袋的手微微出汗。 他的考卷旁，堆着苏轼、苏辙、曾巩等后世如雷贯耳的名字的答卷。 放榜那日，考官欧阳修盯着章衡的策论《干为金赋》喃喃道： “此子务实，直击大宋痛处！”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凡的福建青年，竟力压群雄，成了北宋“千年科举第一榜”的状元。 状元及第，对章衡来说，不是终点，只是起点。朝廷立马给了他一个“签书昭庆军判官”的职位，起点不低。但章衡这人，真不是那种只会在书斋里掉书袋的主儿。他很快卷起袖子，一头扎进了地方治理的实务里。 真正让章衡在朝堂上崭露头角的，还得是外交场。北宋嘛，北边那个邻居契丹（辽国），从来就没让人省心过。边界的土地纠纷，年年扯皮。朝廷需要个脑子清醒、嘴皮子利索、骨头还硬的人去谈判。嘿，章衡就被派去了。这活儿可不好干，契丹人虎视眈眈，气势汹汹。可章衡呢？他可不是去吟诗作对的。他肚子里装着详实的地理图册、历史档案，对边界每一寸土地的来龙去脉门儿清。契丹人想靠嗓门大吓唬人？ 没用。章衡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密得像块铁板。更绝的是，他态度不卑不亢，据理力争，那股子凛然正气，硬是把契丹人给镇住了。结果？愣是从契丹人嘴里，把祖宗之地给“讲”了回来！这本事，不比在战场上砍几个脑袋差吧？史书上写着呢，“以口舌折强敌”，听着就提气！ 回朝之后，章衡的官儿越做越大，从集贤校理、盐铁判官，一路干到了吏部流内铨（管中低级官员考核任命的重要部门）。权力大了，他干的事儿还是那股子“实”劲儿。他管吏部，就琢磨着怎么让选官更公平、更有效率，减少那些钻营取巧的空间。后来外放当知州，更是把地方当成了实践场。兴修水利工程，让田地不再干渴；想方设法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喘口气。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留下实实在在的政绩，老百姓记着他的好。 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么一位文武双全、政绩斐然的状元郎、实干家，怎么就被历史的长河冲得几乎没影儿了？他当年可是踩着苏轼、苏辙、曾巩这些巨星的肩膀登顶的啊！难道仅仅因为他不是个“网红”？ 历史书写，有时候挺“势利”的。它偏爱戏剧性的起伏，钟情于绚烂的才华，容易被那些留下大量诗文、轶事的名士吸引目光。苏东坡的光芒太耀眼了，他的诗词文章、他的宦海沉浮、他的旷达洒脱，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大片，吸走了后世绝大部分的流量。章衡呢？他更像一个沉稳的建筑师，默默打地基、砌砖墙，盖起了一座座坚实的大厦。这大厦固然重要，可故事性呢？观赏性呢？差了点。他的务实，他的稳扎稳打，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显得有些“平淡”了。 还有一点挺关键：历史记忆需要载体。 苏东坡有《东坡全集》，曾巩有《元丰类稿》，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凝固在文字里，代代相传。章衡留下的个人著述相对较少，他的功绩更多地散落在官方的档案记录和地方志的碎片里。没有足够多“自带流量”的文字作品，后世想“追星”都找不到门路。他的实干，成了沉默的丰碑，字少，声音就小。 所以你看，章衡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恰恰可能因为他太“优秀”地履行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本分——实干兴邦。他缺的不是才华和功绩，缺的是历史书写偏爱的“爆点”和便于传播的“文化符号”。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星空固然需要璀璨的明星，但那些默默发光、照亮脚下土地的恒星，同样值得被看见和铭记。把“北宋第一实干家”的帽子戴在他头上，或许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支撑一个时代的脊梁。 #历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