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国第二位女副总理，建国后华国锋重用，邓公器重，她凭啥？ 1921年，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她家在当地算是书香门第，父亲陈栖霞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高级军官，是真正的“高干家庭”。按说，这种家庭的孩子一般都走稳定路线，不折腾，可陈慕华偏偏不是。小时候，她就喜欢琢磨国家大事。抗战爆发的时候，身边很多同龄人只关心家里的温饱，她却一门心思想弄明白，“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沦陷，战火连绵。陈慕华那时还在南京读书，看着国民政府对外懦弱，心里实在忍不了。她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到延安去看看共产党是怎么干的。一个女孩子，冒着战乱一路辗转，最后到了延安。在那儿，什么好日子都没有，吃的是糠咽菜、住的是窑洞，可她一点没退缩，反而觉得“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她不甘心只做文书或后勤，反复要求进军事参谋班。那时候没人信她能成，说白了，“女同志就是打打算盘、传传文件就不错了”。可她偏不信邪，几次找到学校领导，说“女同志也能做参谋”。毛主席批示后，才终于进了参谋队。其实这就是她骨子里的东西：敢想、敢冲，不信命，认死理。后来八路军里，她成了第一位女参谋。 抗战胜利后，她又去了东北，干的是煤矿、铁路、医疗等基层工作。很多人觉得她“高干子弟”下井干嘛，她就觉得“只有蹚过泥巴，才知道中国有多少老百姓苦。”而且她干什么都想明白，“不管出身是什么，关键是能不能真为国家出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慕华没有留恋“名利”，而是一头扎进各行各业。东北铁路、铁道部、交通、经济联络、对外经济合作……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国家缺什么，她就补什么。有人说，她是“补锅匠”型干部，其实这是最大的肯定。 五六十年代，中国刚建国，百废待兴。铁路缺人，她就成了东北铁路的“女中坚”。煤矿设备破旧、工人吃不饱，她能一头扎进井下，看一线工人的真实生活。哪怕是在政治宣传岗位，她也不满足于“喊口号”，而是带着宣传队下乡、进工厂，找问题、想办法。她一直信奉的，就是“啥事都得干到点子上”。 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她调到了对外经济联络部。别看这名字平平，实际上当时国家急需打开国际市场、推动援外工作。对外经济这摊子事复杂，技术短缺、资金紧张、各种冷脸冷遇，啥事都能碰到。可她就是能稳住局面。她说，做事要有原则，做对外援助一定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要“讲实效、讲平等、讲信誉”。这也是后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能起步、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她当时已经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了。这一年她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对外贸易。这个节点太关键了，国家急需大批会谈判、能抓经济的人才。华国锋直接点名要用她，就是看中了她的稳、实和能力。邓小平上台以后，经济要“搞活”，金融要现代化，她又被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位女行长。 干银行，她也不走寻常路。那时候大家对银行、金融根本没概念，钱都攥在手里，不信银行。她顶着压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亲自带头认购国库券，想方设法“把钱流通起来”。她常说，“国家缺啥，我就干啥，不会的学着干。”银行一线的同志都佩服她，说她办事有章法、肯担当，敢为国家利益扛事。 她的事业，不只是经济建设和金融改革。到了八十年代末，她被推上全国妇联主席的位置。这时候中国城乡差距大，尤其是农村，女童失学、妇女贫困特别突出。她亲自去贫困地区调研，回北京后拍板发起“春蕾计划”，专门资助女童上学。她不仅是发起人，更是带头捐款，还规定家里所有有工作的子女都要资助贫困女孩。 她说：“国家的未来在孩子，女孩子读了书，家庭才能真正变。”在她主持下，春蕾计划很快就成了全国范围的公益项目，帮助了上百万女童改变命运。不光是“春蕾计划”，她还搞“母亲水窖”，解决西部妇女喝水难问题，几年间搞了9万多个水窖、小型供水工程，几十万家庭受益。 这一系列举措，都不是“走过场”。她凡事都抓细节，“要让捐的钱每一分钱都用到孩子身上”，甚至有人送糖果给她，她都一块不收，说“公家的钱一分不能沾”。她的实干作风和廉洁自律，成了同行、群众心里的标杆。正是因为这些事，她获得了联合国“莫里斯·佩特奖”、古巴“安娜·贝当柯尔德勋章”等国际荣誉。 她的晚年生活其实也不轻松。几十年奔波，身体有病也咬牙坚持工作。她说：“人要一辈子想着干点事，别想着享福。”她关心孩子、关心妇女，干到最后一天，还在为水窖、春蕾的事情发愁。2011年，她安详离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