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线”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渊源的，有历史依据的，只不过由高志凯先生再次把条线清晰的表达出来！ “中印以恒河为界”，这个提法乍听之下，确实有些挑战人们的固有认知。不过，它并非拍脑袋的空想，背后自有其历史与地理的逻辑。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和古老印记，正逐渐揭示出中印边界另一种可能的面貌。 要理解这条“线”的由来，历史的卷轴首先要翻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唐太宗李世民曾一度派遣使臣王玄策出使天竺。使节团刚抵达中天竺，老国王竟溘然长逝。 阿罗那顺趁机篡位，旋即对大唐使节团发动突袭，劫掠了诸多财富，还掳走众多俘虏。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侥幸逃脱。 王玄策并没有逃走，而是前往吐蕃，请求赞普松赞干布帮忙。松赞干布听说了这件事，欣然向吐蕃借了一千两百人。王玄策感觉自己的军队还不够，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往吐蕃属国尼婆罗，并从他那里借来了七千多名骑兵。 就这样，一位唐朝外交官，竟组织起一支八千余人的多国联军，挥师南下，直捣中天竺。联军大获全胜，终于将阿罗那顺活捉。中天竺经此一战，彻底的臣服在了大唐的脚下。这场远征清晰地表明，大唐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已能实际触及并管辖恒河北岸的区域。 十年后，也就是唐高宗年间，王玄策再次出使天竺。他以个人名义，为今西藏吉隆县吉隆山口竖立《大唐天竺使之铭》。碑文清楚地记录了他受皇帝之命，由吐蕃向西进入天竺的正式路线。 它的年代超过了《唐蕃会盟碑》一百六十余年，也是唐代中央对这条道路的记载。它在地下沉睡千年，直到1984年才被我国考古队发掘出来。 这块石碑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唐人经西藏往返印度的古道，更关键的是，它将唐朝在吐蕃西南的活动范围，锚定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坐标，为后来“恒河以北”的提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如果说唐朝的印记是武功赫赫，那么明朝的经营则更显细致。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殖民者于印度阿萨姆邦偶然发现一块金牌，牌上写有汉字“底玛撒宣慰司”。 起初并未引起重视，后经缅甸学者考证，才揭开其背后的历史。原来，“底马撒”是13世纪克车里人建立的王国。明成祖永乐年间，大明国威远播，底马撒等部族主动归附。 明朝遂于此处设立宣慰司，委当地首领为宣慰使，且赐此金牌为信物。这块金牌无可辩驳地表明，明朝时期印度东北部部分地区曾为藩属，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与羁縻统治。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金牌还纠正了《明史》中的一个错误。《明史》曾将底马撒宣慰司误标在缅甸勃固东南，连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也受其影响。 就是这枚来自阿萨姆的金牌，才让人们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它无疑为“中印以恒河为界”的观点，又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物证，印证了恒河以北地区与中国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 除去尘封已久的历史痕迹，在地理上，恒河做为中印边界，亦有其自然的道理。这条被印度奉为“母亲河”的恒河，其最初的源头，恰恰位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脉。在中国青藏高原，诸多重要水系发源于此，雅鲁藏布江便在其中。雅鲁藏布江为恒河上游水系。 在国际上，根据主要河道等自然地理条件来确定国家边界，已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惯例。比如美国与墨西哥以格兰德河为部分边界，非洲的赞比西河也清晰划分了赞比亚与津巴布韦。 恒河这种明显的地理来源和流向，如果以此作为分界线，其地理逻辑，就好像是英国人在地图上胡乱画出来的一条直线，更为可信。 相反，印度对中印边境的某些要求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而麦克马洪线，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条线路在1914年西姆拉大会上产生，当时英国殖民者麦克马洪在没有通知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情况下，和西藏的当地官员私定，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无效的。 自此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论处于何种时期，均从未对这条线予以承认。但印度在获得独立之后，却把这条非法的殖民“遗物”奉为准则，并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实在是令人费解。 印度方面宣称，殖民者划定的边界，无论优劣，皆应被继承。这种论调，既罔顾殖民主义本身的不义，又漠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基本立场。历史怎么可能被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