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市方志办的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吓坏了一众工作人员。她举着一摞信哭着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信源：上观新闻——听!杨浦少年说王孝和的故事 1988 年深秋，上海愚园路的老洋房里，王佩民第一次打开母亲留下的樟木箱。箱底铺着蓝布，叠放着泛黄的信笺，钢笔字迹在岁月里洇成浅灰，却依然透着一股滚烫的力量。 信末落款是 “你的孝和”，日期停留在 1948 年 9 月 27 日 —— 那是她父亲王孝和就义前三天写下的遗书。 1943 年的上海，日本宪兵的皮靴踏过南京路的石板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里冒出灰黑的浓烟。19 岁的王孝和穿着工装，在电机轰鸣中记录着仪表盘上的数字。 这个来自宁波的青年，白天是谨小慎微的学徒，夜晚却在工友宿舍的煤油灯下，偷偷阅读《共产党宣言》。 他与忻玉瑛的相遇，藏在沪西纱厂的女工夜校里。那时的忻玉瑛梳着齐耳短发，抱着识字课本坐在第一排，煤油灯的光映着她清秀的侧脸。 王孝和作为地下党培养的青年骨干，负责教授算术，粉笔灰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一次课后，他帮她捡起掉在地上的铅笔，触碰到她指尖的温度，两人都红了脸。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看似文静的姑娘，早已在哥哥的影响下，为地下党传递过情报。 1946 年的春天，上海爆发 “上电工人大罢工”，王孝和在车间里秘密组织工人纠察队。忻玉瑛则在宿舍里为他缝补被铁丝网勾破的工装。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只有一碗阳春面，新房是租来的阁楼，墙上挂着王孝和用钢笔绘制的世界地图。 婚后第三天，王孝和就因参与策划罢工被厂方开除。他带着忻玉瑛搬到更隐蔽的石库门，白天在码头做搬运工，夜晚则在狭小的灶披间里抄写传单。 忻玉瑛学会了用米汤在报纸上写字，烘干后就是密信，她把信藏在发髻里，穿过日军的哨卡。 1947 年女儿出生时，王孝和正在筹备上海电力工人协会的成立，他在产房外的弄堂里来回踱步，听到婴儿的啼哭时，眼里闪着泪光，却不敢多停留一刻。 1948 年 1 月，王孝和当选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他在就职演说中高呼：工人兄弟们，我们要为生存而斗争！同年 4 月，国民党特务以 “煽动罢工” 为由逮捕了他。 忻玉瑛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挤在提篮桥监狱的铁栅栏外，看到丈夫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然昂首挺胸。 在狱中，王孝和用省下的窝窝头换取信纸，趁看守不注意时偷偷书写。他在给忻玉瑛的信里写道：瑛，今天狱友给了我半块咸菜，让我想起你腌的雪里蕻。佩民该会叫爸爸了吧？替我亲亲她。 字迹间偶尔有墨点，那是他强忍疼痛滴落的汗水。他还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妻子，一封给未竟的工运事业，字里行间没有恐惧，只有对信仰的坚守。 忻玉瑛变卖掉结婚时的银镯子，四处奔走营救。她抱着女儿跪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门口，却只换来 “共匪家属，不予理会” 的呵斥。她也曾买通狱卒，送去棉衣和布鞋。 1948 年 9 月 30 日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刑场被阴森的氛围笼罩。王孝和被沉重的镣铐束缚着，血迹斑斑的囚服下，是被酷刑折磨得伤痕累累的身躯，但他的脊背依然挺得笔直，眼神中透着坚定与从容。 当他被押往刑场时，王孝和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围观的人群，努力望向妻子忻玉瑛可能出现的方向。他知道，此刻的忻玉瑛或许正躲在某个角落，强忍悲痛，远远地凝望着他。 想到这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绽放出一抹温暖而又坚毅的笑容。那笑容里，有对妻子深深的眷恋，有对未能陪伴她和女儿的愧疚，更有对革命必将胜利的笃定信念。 “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王孝和用尽全身力气，向着天空高呼。声如洪钟，响彻刑场，惊飞了梧桐树上的寒鸦。 三天后，忻玉瑛在深夜偷偷收殓遗体，发现他的衬衫口袋里有张揉皱的纸片，上面用指甲划出歪歪扭扭的 “佩民” 二字。她抱着女儿，在黄浦江畔走了整夜，江水呜咽，仿佛在诉说未竟的誓言。 如今，提篮桥监狱的旧址上立着王孝和的铜像，胸前的工会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那几封浸着血泪的家书，被珍藏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字迹虽已模糊，却依然向世人诉说着：有些爱情，注定要与山河同悲，与日月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