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志新和丈夫曾真的合影，曾真后来连妻子被枪决都不知道。 张志新出生在1930年的天津，家里很重视教育，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母亲是师范学校出身。她打小聪明，11岁才上学，一路拼到了天津女子第一中学。和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样，她心里有股子要强劲头，凡事争第一。爱读鲁迅，喜欢文艺，后来进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国家风气昂扬。1951年，响应号召参军，她成了一名志愿军，之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年轻的张志新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提前毕业后留校工作。在人大，她遇见了曾真。这个人同样有理想，家庭背景也不一般，是陶铸夫人曾志的弟弟。两人志趣相投，1955年结婚，成为当时让人羡慕的一对。 结婚没多久，他们调到沈阳。张志新进入辽宁省委宣传部，曾真在机关单位。1956年女儿林林出生，1965年又有了儿子彤彤。家里虽然简单，但很和睦。张志新工作勤快，生活里总是很用心，孩子穿衣吃饭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她也爱和同事、朋友讨论问题，常常一个问题要反复推敲。那时候，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算少，大家都觉得，只要努力，生活就会越过越好。 但日子有时候说变就变。1960年代后期，社会气氛起了变化。单位里老同事接连被批斗，身边人有的明哲保身，有的随大流。张志新却总是习惯“多问一句”，看到不对劲的地方，就想弄明白。她骨子里那种执拗，遇到大的社会风浪时，慢慢变成了她的负担。 到了1969年，张志新已经是宣传部骨干。她坚持原则，公开讲看法，不愿顺口附和。有人劝她别太认真，她却觉得，“事关对错，总得有人站出来”。尤其是“文革”期间，她看到不少老党员和干部受冤屈，对很多极端做法产生怀疑。林彪、江青等人刚崛起时，很多人都避之不及，可张志新偏不随大流。她多次表示，对他们搞的“顶峰论”“派性斗争”有看法。 这些言论在当时已经很危险了。1969年9月，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带走。家里一下子天塌了。曾真起初以为是工作上的问题，还想着很快会解决。可没过多久，他就明白，这事不是小麻烦。对外，他只能说“家里出了点变故”，对两个孩子也不敢明说，只能糊弄过去。 张志新被关押后，受尽折磨，但她没有选择屈服。她写下了著名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里面没有一句埋怨，都是理性思考和忠诚表达。她反复申明：“对党和国家命运发表意见，是党员的责任。”她还多次提出，希望组织认真审查，哪怕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监狱的生活极其艰苦。她经常被剥夺睡眠，吃的东西寥寥无几，还要戴上沉重刑具。就这样，身体一天天被折磨，精神却没有崩溃。有人劝她低头，她说：“我没觉得自己做错。”她始终相信，真理不会被埋没，总会有人明白她的用意。 家里的曾真，一个人扛着生活的全部压力。孩子上学、家务、工作，每一件小事都是负担。单位里对他也是三缄其口，谁也不提张志新的事。孩子问“妈妈去哪了”，他只能编理由：“去外地疗养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种等待也许没有尽头。日复一日，他把希望一点点压进心底，把苦闷和孤独吞进肚子里。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翻开那张1958年的合影，在照片上多看一眼。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被秘密执行死刑。她离开人世时，家里没人接到任何消息。行刑前，甚至被割喉，不让她说最后的话。这个细节后来公开时，多少人心里不是滋味。但在当年，家人、同事、孩子，全都蒙在鼓里。 曾真带着两个孩子，咬牙挺过那些最难的岁月。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孩子。他从不在外面诉苦，也极少跟人谈起家里的事。有人问起，他总说“孩子还小，日子还得过”。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支撑着的不是一个家，更像是在守护妻子的名誉和清白。 孩子们很懂事。林林学习刻苦，1979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彤彤1983年进了清华化学系。姐弟俩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家里那道阴影。后来他们去了美国明尼苏达，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可就算人在海外，那个家，还是绕不开1958年那张黑白合影。 1979年春，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得很明白：“她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宁死不屈。”很快，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事迹在全国传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报道了她的事迹。那一刻，不只是一个冤案的了结，更像是无数像张志新一样普通、坚强中国人的集体发声。 再后来，姐弟俩回国祭扫母亲墓地，看着母亲的塑像，眼里都是不舍和安慰。曾真直到晚年，都不愿意过多提起往事，他觉得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家里的每个人都懂得那段历史的分量。 张志新用短短45年的人生，把一颗真心和倔强留在了历史中。她的牺牲不是一句口号，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坚持。她的丈夫和孩子，用一生诠释了坚强和隐忍。1958年的那张合影，如今已泛黄，可里面的温暖、遗憾和希望，却一点都没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