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永琪离世，乾隆痛不欲生，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丧礼，却在之后处死了负责诊治的御医。
1766年3月，年方二旬的爱新觉罗·永琪与世长辞。这位乾隆帝第五子，自幼便才华出众，文武兼备，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更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其撰写的《八线法》算法至今仍为人称道。他不仅擅长书画，与弟弟永瑆齐名，而且武艺超群，1763年圆明园火灾时，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父亲脱险，父子情深可见一斑。1757年，他迎娶大学士鄂尔泰的孙女为妻，婚事隆重；1765年，被封为和硕荣亲王，皇上的期望溢于言表。荣华富贵未能长久，他很快染上“附骨疽”（骨髓炎），病情迅速恶化，最终英年早逝。
这“附骨疽”起初症状是发热畏寒，之后骨痛难忍，及早治疗本可痊愈。御医们误诊为“虚损”，未将病情归咎于骨疾，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史料记载，永琪病入膏肓时，腿部溃烂，痛楚难当，乾隆多次前往探望，焦急万分，下令太医院全力救治。但治疗方案却收效甚微，甚至加重了病情，究其原因，有些药材药性过猛，例如附子，非但不能治愈，反而可能加剧溃烂。乾隆事后查看处方，雷霆震怒，认为御医们未尽职尽责，延误了爱子的性命，若能及时确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永琪的离世令乾隆悲痛欲绝，他为爱子举行了与太子规格相同的葬礼，足以看出他对永琪的重视。一个月后，他却下令将参与诊治的张如璠、宋国瑞等御医处决，并怒斥道：“你们都得为他陪葬！”这举动看似残忍，却也情理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御医失职，未及时诊治，且治疗方法不当；另一方面，永琪并非普通的皇子，在乾隆心中，他或许是未来的储君人选，永琪的死对朝廷来说也是重大打击。乾隆的举动既是宣泄丧子之痛，也是杀鸡儆猴，警示他人。
表面上看，御医们的医术不精，但实际上，清朝太医院水平参差不齐，面对疑难杂症往往束手无策，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依靠望闻问切进行诊断，误诊也属正常。永琪病发迅速，腿部溃烂时才开始全力救治，或许为时已晚。御医们使用猛药，或许也是病急乱投医，希望能够力挽狂澜，却适得其反。但乾隆只看到了结果：儿子去世，御医未能救治，便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他们。御医们最终成了替罪羊，他们的性命和名声都付诸东流。
永琪离世后，乾隆悲痛万分，为他修建了规格极高的陵墓，与早逝的永璜、永璋合葬，名为“太子陵”，可见其用心良苦。愉贵妃更是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朝局也因此动荡不安，储君之位空悬许久，最终乾隆选定了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太医院更是人心惶惶，甚至有传闻称，一位院使死时怀揣着永琪的病历，上面写着“寒邪入髓”，若早些呈给乾隆，或许结局会截然不同。乾隆晚年仍念念不忘永琪，珍藏着永琪用过的箭囊，时常拿出来叹息。
永琪的死，御医们难辞其咎，但也不全是他们的过错。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当时的医疗水平限制，都导致了误诊和延误治疗。乾隆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御医，似乎有些过于苛责。他的愤怒，更多的是丧子之痛和对御医能力的失望。整件事没有阴谋，只是一场悲剧和误会的叠加，御医成了牺牲品，永琪的生命未能延续，乾隆的心也随之破碎。这其中也留下了一些悬念：如果御医当初确诊及时，永琪能否活下来？乾隆是否会立他为太子？这些历史的“如果”，恐怕永远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