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营长史恩华被日军包围，师长让他撤退，他说：“日军太多，我突围不了，只能战死沙场了，师长，来生再见了。”
1939年9月，武汉的日酋冈村宁次，妄图通过一场大胜仗，来达到对重庆的诱降和军事打击的双重目的。
冈村宁次精心策划，指挥十余万兵力，兵分多路，气势汹汹地朝着长沙杀来。
此战，应战的国军主力是十五集团军，由副总司令关麟征代行总司令职权。关麟征坐镇湘北，指挥张耀明的五十二军、陈沛的三十七军、夏楚中的七十九军和一个游击纵队。
关麟征制定了节节抵抗，消耗日军，然后乘日军疲惫、困乏时，转退为进，转守为攻，与敌决战，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彼时任职52军 195 师131团3营营长的史恩华（黄埔八期）,新婚仅仅三天，便收到了归队参战的紧急命令。
史恩华看着新婚妻子满是担忧的面容，说：“等我打完这一仗，一定平安回来陪你。”
史恩华的这个营奉命分兵驻防岳阳县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笔架山阵地。这两个阵地犹如两把锁钥，牢牢扼守着日军南下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9月18日，日军奈良支队率先发难，向草鞋岭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史恩华所率部队毫不畏惧，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两日激战，日军一次次进攻都被英勇的守军击退，阵地在枪林弹雨中虽千疮百孔，却依旧坚如磐石。
9月 20日，奈良支队集中了飞机 20 余架、大炮 30余门，还派出一个骑兵联队的大部，对草鞋岭阵地展开了更为疯狂、猛烈的进攻。
不仅如此，丧心病狂的日军甚至使用了毒气，妄图以此突破守军的防线。在日军的狂轰滥炸和毒气侵袭下，官兵伤亡惨重。
史恩华当机立断，率领剩余部队转至笔架山，笔架山成为了新墙河北岸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成了史恩华营坚守的关键所在。
9月22日，日军分两路包抄笔架山，向史恩华营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史营全体官兵怀着必死的决心，奋勇鏖战。
黄昏时分，师长覃异之焦急万分，打电话给史恩华：“史营长，你已坚守三天三夜，打得太漂亮了，出色完成了任务。如今部队伤亡过大，且三面受敌，形势危急。遇不得已的时候，可将主力向东靠，保存有生力量。”
史恩华说：“师座，我已被日军团团围困，突围不如死战，我决心与敌人拼到底，绝不退缩。”
9月 23日拂晓前，日军倾巢而出，全力进犯，战事进入了最为紧张、吃紧的阶段。战场上，喊杀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覃异之在后方心急如焚，多次电话联系史恩华，急切地传令让他火速撤回南岸。
下午3点左右，覃异之再次联系史恩华，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焦急地大声问道：“为什么还不撤？再晚就来不及了！”
史恩华说：“师座，不是不撤，敌人已将我们重重包围，到处都是日军，实在撤不走了。”
覃异之说：“立即组织兵力突围，我马上调炮兵压制日军，派兵在南岸接应你们。”
史恩华心中明白，突围谈何容易，日军的包围圈如此严密，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
犹豫半晌后，史恩华说：“师座，我们来生再见吧！”
傍晚，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史恩华肩部受伤，此时，全营的四个连长中，易平、屈文生已战死，颜乾熙、王凤山受重伤，全营仅剩下排长2人、士兵 40余人。
但即便面临如此绝境，史恩华依然没有丝毫退缩之意。他深知，此刻自己就是全营的主心骨，只要自己还在，这面旗帜就不能倒。
史恩华下令全营剩下的官兵高唱战歌，激昂的歌声响彻战场，官兵们咬紧牙关，以顽强的意志，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
日军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集中大炮对阵地进行轰击，轰击结束后，上千日军蜂拥冲杀上来。在最后的时刻，史恩华和剩下的官兵全员战死，无一人投降，也无一人突围。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史恩华营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歼敌千余人，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后续战斗部署的调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关麟征指挥的十五集团军战功最大，杀敌最多，伤亡最重。战后统计损失人数，十五集团军不算士兵，仅连排长就战死六百多人，伤亡可谓惊人。
重庆军委会论功行赏，委任关麟征为十五集团军（后改番号为第九集团军，调往滇南驻防）总司令，关麟征也成为继胡宗南之后，国军黄埔一期生中，第二个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
关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有个争议的说法，即薛岳主张撤离长沙，将日军诱至后方，待其疲敝再反击。关麟征力排众议，说：“既然要决战，那就在湘北打，长沙绝对不能弃守”。
而在会战的收尾中，关麟征拒绝了薛岳的谨慎主张，率部追击日军，扩大了战果。
而薛岳在回忆中，则否认了关麟征等黄埔将领的这个说法。不过从后来关麟征被调离第九战区，去了云南，可以看出，薛岳和关麟征是有很大矛盾的。
1940年春，关麟征派人在笔架山为为史恩华等建墓立碑，碑文写道：营长史恩华奋战笔架山，与全营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