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2年7月10日夜，在北京医院里，88岁的“邓颖超”躺在病床上，生命已近尾声，身体非常虚弱，呼吸都费劲，医生们尽力维持着。 在晚八点左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和夫人“朱琳”匆匆赶到，病榻上的邓颖超，几乎说不出话，却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缓慢而沙哑地吐出两个字——“李鹏”。 虽然声音不大，但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也记住了，第二天清晨，她安静地离去，没有任何遗言，就留下这一个名字，她为什么在生命终点，会呼唤这个名字？ 很多人可能会纳闷，李鹏和邓颖超没什么血缘关系，怎么就能让她在弥留之际如此牵挂，说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他们将所有的经历都倾注给了整个革命事业，也延伸到许许多多的人身上，他们心里装着成千上万的革命后代，形成了一个超越血缘的特殊“革命大家庭”。 而李鹏，正是这个“儿女满堂”中，备受他们关爱的一个，李鹏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和革命紧紧绑在一起。 李鹏1928年生在四川成都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李硕勋”是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母亲是“赵君陶”。 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天，在李鹏三岁年，他父亲李硕勋英勇牺牲了，父亲的牺牲，给年幼的李鹏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但也锤炼了他坚韧的性子。 父亲走后，母亲赵君陶带着李鹏四处躲避，生活苦不堪言，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让李鹏早早学会了隐忍和坚强。 就在李鹏最艰难的童年岁月里，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伸出了援手。 到了1938年，当时在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总理，得知李硕勋烈士家人的下落后，立刻安排人把李鹏母子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看似寻常的决定，也彻底改变了李鹏的人生，也为他和邓颖超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打下了基础。 到了延安，邓颖超对李鹏的照顾真是没话说，她就像个慈母一样，悉心照料李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邓颖超特别注重在精神上引导李鹏，经常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 周总理也把李鹏看作烈士后代中的一员，对他期望很高，要求也更严，鼓励他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引导下，李鹏的革命信念也一天比一天坚定，1941年，他被送到延安抗大等革命学校接受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1948年，李鹏又踏上了去苏联留学的路，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专攻电力工程，临走前，邓颖超特意把周总理的一块旧怀表交给他，叮嘱他要珍惜时间，专心学习。 这不仅是一件东西，更是两位长辈对他未来的深厚期望，在异国他乡，李鹏始终刻苦用功，常常深夜还在图书馆查资料，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拿了苏联政府颁发的优秀毕业生奖章。 直到1955年学成回国，李鹏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工作，他从一名普通的基层技术员做起，一头扎进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 即使后来身居要职，李鹏也从没忘记邓颖超和周总理的教诲，凡事都力求稳妥，脚踏实地，从不投机取巧。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李鹏在多个重要岗位上历练，特别是在电力工业和国家能源战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电力供应紧张成了个大问题，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多次提出要加快建设大型水利电站。 经过长时间的科学论证，备受关注的三峡工程才被正式提上国家议程，这项工程规模实在太大，争议也很多，牵扯到环保、移民、水文等一大堆复杂问题，推进起来异常艰难。 然而，李鹏亲自组织专家组深入讨论，还多次跑到长江沿岸实地考察，一步步化解了各方的疑虑，在他的坚决推动下，三峡工程最终才得以顺利启动。 在他任期内，三峡工程按照计划推进，最终成了中国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李鹏好几次深情地提到邓颖超和周总理对自己人生的深刻影响。 时间回到1992年，邓颖超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她因为肺炎、高烧和帕金森症反复住院，病情时好时坏，但身体机能持续衰退。 即便这样，她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7月10日晚上，当李鹏和朱琳赶到医院探望时，邓颖超已然快不行了，话都卡在喉咙里，几乎说不出来。 然而，她内心深处的关切和托付，让她挣扎着张开了口，用尽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艰难而缓慢地吐出了那两个字——“李鹏”。 这是一种刻在心底的情感表达，它不仅承载着邓颖超对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几十年如一日的悉心抚养之情，更代表着她对一位国家总理的无比信任与殷切期望。 【信源】信息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