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荀子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思路，就像把不同口味的食材巧妙搭配成一桌好菜。 他把儒家的 “礼” 当作主菜，又加入了法家的 “规矩” 和道家的 “智慧” 作为调味，创造出了 “礼治主义”。这套思想可不简单，它就像一颗种子，在后来的西汉时期生根发芽，长成了影响深远的治国理念。 从制定政策到管理国家，西汉很多做法都能看到荀子这套思想的影子，甚至还把它变得更丰富、更实用了。这其中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荀子的 “礼治主义” 又是如何影响西汉政治的呢？ 从政治理论承传的一面看，西汉政治循荀子礼治主义路线是很明显的。汉朝形式上承袭秦制，但秦文化传统中，“法”与“术”已被历史证明不足取，“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而荆楚的巫道缺乏理性实践精神，孔孟的心性修养又过于理想主义。汉朝需要整合有序又合乎天道意识，现实集权又不违人伦实践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礼治主义乃应运而发扬光大。 陆贾对汉高祖说：“居马上得之，安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董仲舒创立了另外一种影响更大、且成为汉代政治理论特色的思想，即把阴阳五行与春秋公羊学相结合，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策略。 “屈民而伸君”是继承荀子礼治实践中的君位至上的思想，“屈君而伸天”则是限定君权，补正荀子礼制结构的缺陷。 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荀子的礼治主义也对汉朝政治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应当说，封建政治实践在本质上排斥礼治形式，因其本性要求专制。 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或君王的个人素质也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礼治社会。 但从政治实践看，不但孟子学说是迂阔的，荀子、董仲舒也是迂阔的，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汉宣帝曾对太子(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显然，“德教”只是统治需要时的一种工具，统治的本质并非“周政”。 徐复观说：“专制政体与文化思想的关系，都是买椟还珠的关系”然而，政治形式毕竟也能一定程度地作用于政治实践，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历史影响。 在这一方面，荀子的学说主要是通过传播六经的学官加入到政治机构而发生积极的影响。 “六经”的传播一般都认为与荀子有关。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没，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熊公哲说：“所谓经学云者，在孔门，则子夏；在战国，则荀卿；皆汉世经学所自出也。”徐复观说：“经学之所以为经学，亦必具备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式。 此形式，至荀子而始挈其要。”“西汉经学，与荀子有各种关联，则是可以推论而得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的承传路线，仍有若干大略可知。 汉朝设“五经”博士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学官博士是封建政治的智囊团。“设置博士的原来目的，在使其以知识参与政治，而不是在发展学术。” 这种制度使经学得到迅速发展，儒生越来越多地通过学经占据了政府位置，并因师承关系形成朋党。 当时，社会上旧的豪强宗族也逐步士族化，与儒生结合，成为影响汉朝政治的重要力量。 汉朝把《春秋》当作国家政治的根本大典，对《春秋》的解释就是对国家政治的指导，并分为公羊、谷梁两个学派。 虽然两派学者都通过解释《春秋》微言大义而讲礼制、君权和秩序，但公羊学派更多考虑王制问题，谷梁学派则更多考虑宗法伦理关系。 封建政治和伦理本为一体，两者并无本质矛盾，只是统治者因当时当地的需要而有所侧重。 甘露元年，汉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肖望之；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汉书·韦贤传》)。 于是“谷梁”之学兴盛。三年后石渠阁会议，宣帝亲自裁决增立《谷梁春秋》等博士。透过这种纷争的外表，反映了礼治内容在巩固皇权后向社会的扩大和落实。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从下面几例中证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颍川多豪强，难治。”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后，“教以礼让”,召集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百姓遵用其教”。 此例说明礼教礼制在社会上逐渐普及。另一例是昭帝始元五年，有人到官殿自称为武帝卫太子，丞相御史都不知所措，“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且不论其摈弃荀子把君位设定在礼制结构内的要求，“礼”只成为君王单向的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的实际，就形式讲，它无疑是荀子礼治主义的影响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