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到80年代，考古队在陕西凤翔南指挥村 “挖宝”，意外打开了秦公一号大墓。当十多件铁铲、铁锸重见天日，专家们兴奋极了 —— 原来早在战国，老祖宗就已经用铁器种地了！ 这些 “铁疙瘩” 不仅是农具，更像是穿越千年的信使，悄悄告诉我们：从那时起，中国农业就开始 “升级换代”了 ！ 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铁质精良、实用美观的铁器，既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反映出秦人高超的冶金和铸造工艺水平。 凤翔高家村战国秦墓所发掘的七件铁锸都出土于小型墓葬中，其墓主应是当地的普通农民，普通农民不仅使用铁农具，而且已经用铁农具来陪葬，证实了秦国铁农具使用的普遍性。 《秦简·厩苑律》曰:“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明确规定农民向官府借用铁农具，若工具自然损坏，不需赔偿，交还原物写个说明材料备案即可。 仅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铁农具在战国后期秦国农业生产被广泛应用。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并且也使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本”，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 《战国策·赵策》中记载，赵豹曾对赵王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 可见秦国使用牛耕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国家富强，引起赵国人注意。另外，秦国的法律中有专门评比耕牛的条文。耕牛喂养得好受奖;喂养不好，受罚。 这说明秦国重视耕牛就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据农史学家万国鼎等人的研究，秦国在农业生产上以畜力代替人力，可能比关东各国都早。 他们认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28.57亩，即11.90大亩(折合今8.211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 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22.56亩，即今15.525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 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看出，战国时期秦国的农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已经知道合理种植，根据不同的土壤和不同农作物下种。 《秦律十八种·仓》律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蕃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殴(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 人们对田间管理也相当重视。凡是下雨、旱涝以及各种灾害的出现，都要及时向地方官报告;同时对一些邻近禁苑的农田的田间管理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雨为封(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封(澍)稼、诱(秀)粟及豕艮(垦)田蠓毋(无)稼者顷数。 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及暴风雨、水潦、簧(螽)虫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口口之。 对于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等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书中都有所论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 如对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审时》中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是说，种地，人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但天时、地利则是先决条件，没有“天”、“地”，农作物就无从“生”、“养”。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当时的劳动人民十分注意对土地特性的掌握和利用。 《任地》篇总结了如何改变土地性质，使之宜于生长作物的规律:土地有力(硬)、柔;息、劳;肥、瘠;燥、湿。 要长出好庄稼，必须使“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瘠)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这就是说，要把坚硬的土地弄得松软，而松软的土地要使其坚硬;休耕地要合理地种植，没有休耕的地不要连续种植;土地瘠薄的要施肥，肥太多的也要控制; 土地过湿要进行松土，使之干燥，土地过燥者，必须调剂墒情等等。这些措施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特性的认识。书中还总结了精耕细作的方法:“上田弃亩，下田弃田川，五耕五耨，必审以尽。” (《任地》)这就是说，高旱的田，要把庄稼种在低凹之处;下湿的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出的地方;在种植之前，要耕五次，既种之后，要耨(锄)五次，而且耕耨务必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