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浩然，本名叫梁金广，1932年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个穷农民家。小时候命苦，七岁没了爹，十二岁没了娘，成了孤儿，就在村里小学念了三年半书。后来靠自学学会读书写字，这为他以后写小说打下了底子。少年时，他在八路军里跑腿送信，晚上听老农和战士讲故事，这些经历让他对农村生活特别有感触，也成了他作品的根。 十五岁那年，亲戚给他说了门亲，后来生了四个儿子。十六岁加入共产党，从那时候起，他的政治信念和文学梦想就缠在一起了。1949年，他奉命写了个短篇宣传剧，鼓动增产和镇反，效果不错，算是正式迈进了文学路。1950年代，他当了《河北日报》的记者，跑遍农村，写下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文章接地气，很受欢迎。 1958到1960年，他连着出了三卷短篇小说集，写农村写得特别到位。1960年代初，他响应号召下乡干活，跟农民一块吃住，攒了不少素材。1961年，他当了《红旗》杂志的文学编辑，认真学了马克思主义，创作方向更坚定了。1964到1966年，他写了《艳阳天》，卖了三百多万册，讲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里的苦和乐。1972年，《金光大道》又卖了四百多万，写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进步，人物像萧长春、高大泉特别鲜活。 浩然写东西老实，贴近农民，又信社会主义，成了那时候文学圈的重要人物。他不光记下了农村的变化，还反映了新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他写书还有个习惯，喜欢请农民和工人帮忙改稿子，确保故事真。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全国都炸了锅。浩然被选进治丧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守灵。来悼念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手足无措，有的哭到站不稳。浩然在日记里写：“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这些话简单，但能看出当时人的感情有多深。 他还注意到大寨村的郭凤莲，她哭得嗓子都哑了，伸手想靠近灵床，被拦住后差点摔倒，最后被人扶着离开。浩然自己站岗站到腿酸，还主动要求多站会儿，就是想多陪陪领袖。休息时，他喝着茶，看着眼前的一切，把这些都记下来。他觉得这不光是悼念，还见证了领袖和老百姓的感情。后来他写了悼文《不落的红日》，投给《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用文字表达缅怀。9月18日，天安门追悼大会上，他站在城楼上看百万群众聚集，心里感慨万千。 毛主席去世后，浩然没闲着，改革开放来了，他也跟着变。1987年，他写了《苍生》，讲一个农村家庭在新时代的觉醒和奋斗，贴着时代脉子，写出了农村在经济改革里的变化。这书拿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还改成了电视剧，火了一把。后来他又写了《乐土》《活泉》《圆梦》，一直盯着农村的事儿，塑造了不少有乡味的人物。这些作品有的拍了电影，有的出了连环画，还翻成外文传到国外，让人看到中国农村怎么一步步现代化。 他不光写书，还干了不少文学的事儿。当过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推文学创作和交流，还当了《东方少年》的主编，帮年轻作家成长。1998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从没后悔写东西，自称是个“普通的文艺战士”，这话挺实在，透着他对文学的倔劲。他的作品不光是历史记录，也让后人能看懂中国农村的变迁。 郭凤莲守灵后回了大寨，继续干村里的事儿。1980年，她被调走，但1991年又回去了，当了党总支书记，还兼了大寨经济发展公司主任，带着村民搞“二次创业”。改革开放来了，她不守旧，带着大寨从种地转向农工商一块干，开了水泥厂、制衣公司、酒业公司，村里经济蹭蹭往上涨。到2010年代，大寨人均收入到1.7万，村民住上新房，日子过得有保障，孩子有学上、老人有依靠、病了有医保。2013年，她拿了“全国道德模范”的称号，领导力和干劲成了农村现代化的榜样。 浩然和郭凤莲在守灵时见过，但没啥直接联系。他俩的路不一样，一个用笔写历史，一个用行动干实事，可都在1976年的悲痛里找到力量。浩然用日记和作品记下那段感情，郭凤莲用实际干劲带着村里往前走。那年守灵的经历，对浩然来说是创作的动力，对郭凤莲来说是信念的支撑。他俩的故事连起来，就是中国农村几十年的缩影。 浩然2008年去世，76岁，文坛挺惋惜，但他的书还在被读被研究。郭凤莲还在大寨干着，她的故事也激励了不少人。1976年的守灵，不光是浩然的记忆，也是那一代人对毛主席感情和对未来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