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位老太太，名叫耿维馥。 时间倒回 1920 年代的上海，19 岁的耿维馥梳着时髦的学生头，穿着月白色旗袍，正倚在雕花栏杆上偷看楼下的舞会。人群中，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赵欣伯正在高谈阔论，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偶尔扫过二楼，惊得她慌忙躲进窗帘后。 “他可是你姐姐的同学。” 母亲嗔怪道，却拗不过女儿每天跑到书房翻看《日本见闻录》—— 那是赵欣伯新出版的书。 终于在一次慈善茶会上，耿维馥鼓足勇气递上自己手抄的《明治维新史》，指尖还沾着未干的墨水：“赵先生，您书中提到的日本土地法，我有几个疑问……” 彼时的赵欣伯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大胆的姑娘，会成为他余生最纠葛的羁绊。 耿维馥对他一见钟情，此后便开始主动追求。而赵欣伯，面对耿维馥的热情，心中也有所动摇。 赵欣伯的过往，充满了复杂与争议。而耿维馥更不知晓，这个风度翩翩的学者，早已在日本埋下罪恶的种子。 他曾是一名留日大学生，本应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却在日本留学期间，逐渐被利益蒙蔽了双眼。他结识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成为了彻头彻尾的亲日派。 在日本求学时，赵欣伯的妻子王碧琰，是一个比他大八岁的青楼女子。 1910 年的东京，23 岁的赵欣伯在浅草街头偶遇王碧琰。这个从上海青楼赎身的女子，攥着自己全部积蓄，陪着赵欣伯啃了三年冷饭团。 “伯哥，你只管读书。” 王碧琰在昏暗的出租屋里，将最后一个饭团推到丈夫面前，自己就着腌萝卜喝稀粥。 1918 年，她因难产被庸医误诊，在东京帝国大学医院冰冷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赵欣伯抱着她逐渐冰冷的身体，在太平间嘶吼：“我要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 这份扭曲的执念，成了赵欣伯堕落的开端。他主动接近土肥原贤二，在关东军司令部的酒会上用流利的日语背诵《孙子兵法》；他参与起草《满洲国组织法》时，特意在土地条款里塞进私吞的漏洞。 深夜的书房里，他对着王碧琰的遗照喃喃自语：“我要给咱们的儿子攒下金山银山。” 后来，赵欣伯回到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在日本积累的人脉，他投身于伪满洲国的建设之中。他积极参与伪满洲国的成立，为其制定各种章程和制度，成为了日本侵华势力的帮凶。 在这个过程中，赵欣伯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通过贪污受贿、强取豪夺等不正当手段，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他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罪孽深重，也担心自己的财富和家人的未来没有保障。 于是，他将大量的钱财转移到日本，在东京、银座、箱根等地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和房产。据日本《新潮周刊》1979 年披露，这些地产当时就相当于两万亿日元，数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赵欣伯与耿维馥在一起后，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婚后耿维馥必须改用前妻王碧琰的姓名。耿维馥深爱着赵欣伯，为了能和他在一起，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婚后，两人的生活看似平静，但赵欣伯心中始终对自己的过往和那些藏在日本的财富心怀忐忑。 1945 年日本投降，赵欣伯被国民政府逮捕。在昏暗的牢房里，他将一串钥匙塞进探监的耿维馥手中：“东京银座 37 号，地下室第三块砖……” 话未说完，狱警已将她推出铁门。 她深知丈夫的钱财来路不正，也明白这些钱沾满了无数同胞的鲜血。耿维馥决定为国家做些什么。她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去讨要这些财产，将其用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1978 年，78 岁的耿维馥踏上东京成田机场。 海关人员盯着她破旧的行李箱冷笑：“老太婆，这里面装的是中国的土特产？” 她沉默着打开箱子，露出整整齐齐的文件：赵欣伯的手写信件、伪满洲国文件副本、日本地契原件。 于是，耿维馥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艰难之旅。在日本，她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力。日本方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对她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故意刁难。 但耿维馥没有退缩，她四处奔走，寻找法律途径，聘请律师，与日本方面展开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财产争夺战。 她不断地向日本的媒体和民众诉说着这些财产的来历，揭露赵欣伯曾经的罪行，希望能够得到舆论的支持。 面对日本方面的推诿和拒绝，耿维馥据理力争。 她在一次与日本律师的会面中，坚定地说：“这些财产，是我丈夫用中国人的血和泪换来的，现在我要把它们拿回来，还给中国人民！你们不能因为这些财产在日本，就无视历史和正义！” 在东京高等法院，她拄着拐杖面对法官的质问：“这些财产登记在王碧琰名下，你有什么证据？” 老人颤抖着从内衣口袋掏出泛黄的结婚证，照片上 “王碧琰” 三个字旁，赫然盖着 1935 年北平民政局的钢印。 经过多年的努力，耿维馥终于成功地将这些财产讨要了回来。当她没有将这些钱据为己有，而是毅然决定将其捐献给国家。 1984 年的捐款现场，当工作人员反复确认捐赠意向时，耿维馥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 —— 那是王碧琰年轻时的画像，背面写着赵欣伯的字迹：“此生负卿，来世为牛作马”。 老人将照片贴在心口，声音哽咽：“这些钱，就当是替他赎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