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8日，拥有一座橡胶厂的华侨富商白老板去邻居家串门喝茶，邻居大吃一惊：你女儿今天就要回中国去抗日了，你怎么还有心情跑来喝茶？ 白雪娇，1914年生人，祖籍福建安溪。她的成长环境优越，家里对她寄予厚望。小时候，她在马来西亚福建女子师范上学，后来还去了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特别用功。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姑娘，毕业后在海外当个老师、嫁人生子，就是最理想的日子了。 事情的转折，就在1939年那个湿热的五月。 那天下午，白老板像往常一样，茶杯一端，走进邻居家门口。他这人有个习惯，爱和老友们围坐在一起，聊聊最近的生意，谈谈孩子的功课，偶尔也关心下祖国的新闻。可这次，邻居话里带着慌乱，一见他就压低嗓子说：“你女儿今天要跟着南侨机工队，回中国去抗日了，你还在这儿喝茶？” 这话别说是当面听到，就是现在想想都让人心跳加快。白老板脸色一下子变了，茶杯差点打翻，连声问怎么回事。邻居也是刚从街上听来的，说得支支吾吾。可这事哪能乱讲，白老板顾不上茶没喝完，转身就往家里冲。 其实白雪娇早就筹谋了这一步。她知道家里人肯定不会答应女孩子回中国去参加抗战。她也不是头脑发热，心里盘算得很清楚：父母年轻时也是热心肠，叔叔还是马来西亚侨界的大人物，常年参与支援祖国的活动。家里从小讲得最多的不是橡胶生意，是“国家大事”。所以她更明白，这事自己得一肩扛下，不能拖累父母担心。 她报名的时候，用了化名“施夏圭”。“施”是母亲姓氏，“夏圭”谐音“华夏归”，其实是借了这个名字掩人耳目。她把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连买船票的钱都是靠平时攒下来的。准备得妥妥当当，唯一没想到的是，这临门一脚出了岔子。白老板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女儿正急匆匆回来，原来钱忘带了。父女俩就这样在门口撞了个正着。 母亲一听，脸色煞白，手心冰凉。父亲也有点懵，第一反应不是骂人，而是拉着女儿坐下，不断劝说：“家里什么都不缺，你去那儿干啥？那是男人做的事！”可白雪娇一点都没慌，她静静地说：“家和国，不能分开。家是温暖的，可祖国有难的时候，咱们不能只想着小日子。” 其实她不是一时热血。她在厦门大学那几年，亲眼见过很多时局动荡的消息，身边不少同学也都想着能为国家做点什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回到马来西亚当老师，表面过着安稳的生活，可心思却全在祖国上。抗战消息一波波传来，家乡遭难的新闻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想不明白。她明明可以留在槟城继续教书，可她说，等到年纪大了，回头一想，如果今天不去做点什么，以后一定会后悔。 报名那天，她还写了一封家书留给父母。信里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字里行间都是心疼，也是牵挂。 她离开那天，槟城的码头上聚满了送行的人。气氛特别安静，没人大声说话，只有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父亲一路送到码头，却一句话也没说。白雪娇说，父亲孤零零地站在码头，背影特别瘦，夕阳落在身上，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她心里明白，这一走，也许就再难团圆。 说白了，白雪娇不是孤身一人。1939年，像她这样毅然回国的南侨机工有三千多人，其中只有四个女的。她就是其中一个。南侨机工是干什么的？说简单点，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祖国开车修车，往国内运送最紧缺的物资。那段路叫滇缅公路，山高路险，经常遭遇轰炸和封锁，哪怕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心惊胆战。 可白雪娇没退缩。她和机工队一起穿越重重困难，日夜兼程往国内赶。路上不光是吃苦，有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她没抱怨一句，反而觉得自己能做点事就是最大的满足。后来，因性别原因，她被分配到成都齐鲁大学读书，参加抗战宣传队，走村串户做宣传、慰问伤员，也没觉得委屈。 后来抗战胜利，她又回到马来西亚，还是当老师。可是她的心，始终和祖国绑在一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天，她自己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带着老师们在学校升起来。这是马来西亚槟城第一面五星红旗。可因为这事，她被英国殖民政府关了一年多，最后被驱逐出境送回中国广州。 有人说她傻，可白雪娇从没后悔。回国后，她继续当教师，一直做到退休。她从来不说自己有多大贡献，也从不对人炫耀那段历史。 白雪娇这一生，看起来很平凡，也很传奇。她既不是大官，也不是名流，做的都是平常事，但这些小事，凑在一起就成了大事。她没赶上最后和父母团聚，母亲去世时她不在身边，父亲没多久也离世了。这种遗憾，她心里一辈子都放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