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国家搞了个大政策，把城里的中学生、大学生往农村赶。重庆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学生们背着行李就去了。到了农村，他们得干农活，学种地，跟农民一起吃苦。 知青们大多是城里长大的，没见过这阵仗，来了之后才知道啥叫苦日子。这四个女知青的故事，就发生在开县铁桥区的永和三队。那地方全是坡地，种点豌豆、红苕、胡豆啥的，一年下来人均口粮才100斤，折成米还不到70斤，根本不够吃。 四个姑娘刚到生产队时，队长瞅着她们细皮嫩肉的手直摇头。王淑芬扎着两条麻花辫，指甲缝里还留着城里带来的红指甲油；李秀兰戴着副圆框眼镜，镜片上沾着火车上的煤灰；赵小梅总把辫梢咬在嘴里，裤脚沾着不知哪来的鸡毛；最小的周莉才十六岁，哭肿的眼睛还没消下去。她们分到的第一件农具是豁了口的锄头，锄头把儿磨得发亮，一看就是老物件。 春播时节最难熬。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踩着露水往地里走。坡地陡得像竖起来的梯子，一脚踩空就能滚到山沟里。王淑芬有次摔进泥坑，爬起来时发现新发的蓝布衫沾满了猪粪，当场蹲在田埂上嚎啕大哭。李秀兰的眼镜腿被石头磕断，看不清秧苗和杂草的区别，被老农骂作"睁眼瞎"。最可怜的是周莉，细胳膊抡不动锄头，队长就让她蹲在地里捡石子，蹲久了腿麻得站不起来，被路过的社员笑话是"城里来的瓷娃娃"。 夏收更是个考验。麦子熟得快，割慢了就要掉粒。四个姑娘手指头磨得渗血，缠着破布继续干。有天傍晚收工，赵小梅发现装口粮的麻袋被人动过，少了两斤麦子。生产队长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克扣，可姑娘们看着秤杆上翘起的秤砣，心里跟明镜似的。那天晚上她们躲在被窝里啃红薯，听见隔壁大爷咳嗽，硬是把最后半个红薯塞给了他。 转机出现在秋后的水利工地。县里调集各队劳力挖沟修渠，四个姑娘被编进"铁姑娘班"。王淑芬学会了用扁担挑土，肩膀磨破皮就垫层毛巾；李秀兰把眼镜腿用草绳绑牢，看图纸时鼻尖沾满泥点；赵小梅发明了"接力运土法"，被工地广播站表扬；周莉虽然还是最瘦小的那个，但已经能扛着装满石头的竹筐健步如飞。收工时她们坐在田埂上数工分，发现这个月多分了半斤菜籽油，高兴得把搪瓷缸子敲得叮当响。 最难忘的是过年的时候。生产队杀了头猪，按人头分肉。四个姑娘凑钱买了二两白酒，给房东大爷磕了个头。热腾腾的年夜饭端上桌，王淑芬突然说："咱给家里写信，就说顿顿吃白米饭。"李秀兰笑着补充："再夸夸这里的红苕比城里的点心香。"赵小梅和周莉捂着嘴笑，眼泪却吧嗒吧嗒掉进碗里。窗外北风呼啸，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们冻得通红的脸，倒比城里的霓虹灯还要暖和。 后来政策变了，知青们陆续返城。走的那天，队长往她们行李里塞了半袋炒黄豆，王淑芬偷偷把陪嫁的手表留给房东闺女当念想。回城的汽车发动时，四个姑娘趴在车窗上拼命挥手，直到扬起的尘土遮住了永和三队的土坯房。她们不知道，那些磨破的胶鞋、豁口的锄头、沾着猪粪的蓝布衫，早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扎下了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