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资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来华，然而，爱因斯坦却对酬金不满，他希望北大将1000大洋提高到1000美元，对于这一要求，蔡元培犹豫了。 彼时的爱因斯坦，刚在世界学术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的“相对论”已不再只是晦涩的理论符号，更是现代科学的旗帜和象征。 各国高校争先恐后地发出邀请，希望这位科学巨人能在自己的讲坛上驻足片刻，哪怕只是短短几天。 日本人动作最快，他们开出天价——每月5000美元，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东京大学和日本几所高校，为期一个月。 听闻这个消息后，远在北京的蔡元培心头一紧。北大虽为中国最高学府，师资雄厚，人才荟萃，但彼时正值北洋政府财政混乱，学校经费捉襟见肘。 教师薪资四月难发，已是常态。而爱因斯坦若愿意来华，不仅是北大的荣耀，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巨大震动。 “无论代价多大，也要请他来！”蔡元培对身边助手郑重其事地说道。 于是，蔡元培亲自执笔，写下了一封洋溢着诚意的英文信函。他并不介意爱因斯坦先赴日本访问，他只希望爱因斯坦之后能够抽出时间，在北大驻留两周，为北大师生讲学。 他在信中写道：“中国虽地处东亚边陲，但怀科学之志者不乏，若能得先生一言一论，吾辈当受益无穷。”作为诚意，他承诺给予爱因斯坦每月1000大洋的酬金。 信发出不久，回信也来了。 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他愿意赴中国访问。但有一项要求：将酬金从1000大洋提升为1000美元。 1000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约等于4000大洋。这对北大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要知道，彼时北大一位教授四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千大洋，而且多数时候，这点薪水还常常被“拖欠”。 蔡元培收到回信后，沉默良久。窗外寒风呼啸，落叶卷地而去，仿佛也在为北大的困顿而叹息。 他知道，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支出。 这笔钱意味着要压缩其他师资预算，意味着有些教师和职工的薪水将进一步延期。 但蔡元培也知道，在中华学术仍处模糊混沌的年代，在中国尚缺少科学启蒙的现实下，爱因斯坦的到来将是一针强心剂。 第二天清晨，他亲自来到红楼的办公室，对秘书说：“回信，告诉爱因斯坦先生，我们接受他的条件。” 就这样，为了这一场思想的碰撞，蔡元培几乎掏空了北大的家底。甚至有传言称，为了筹集这笔费用，蔡元培自己也变卖了部分藏书与文物。 1922年末，物理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搭乘邮轮抵达上海，正式开始他首次的东亚之行。彼时的中国正值民国时期，学术界对这位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巨匠充满敬仰与期待。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访问，最终却未能实现。 当爱因斯坦抵达上海港口，初见中国，他的第一印象便大打折扣。他在日记中写道：“街道狭窄嘈杂，人群拥挤而无序……餐桌上人们共用一碗汤，实在令人难以适应。” 作为德国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生活习惯的不适，埋下了心理阴影。 对比此前在日本的经历，落差尤为明显。在日本，爱因斯坦的行程安排被精密到小时单位。 东京大学为其安排了全程翻译、助理，政府专员随行陪护，演讲契约事先签署，5000美元的报酬分毫不差。而在中国，虽然名义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但执行层面却显得混乱。 上海的接待事务，交给了著名书画家王一亭。他诚意十足，带爱因斯坦游览豫园、参观艺术馆、遍尝江南美食，还亲笔作画相赠，堪称体面周到。 但问题在于：王一亭并非北大方面的人士，也未提北大讲学之事。在爱因斯坦眼里，中国似乎并没有“官方代表”来接洽学术行程，更未见到北大方面的代表对其表示欢迎。 更为严重的是，北大方面既未提前签署正式合约，也未支付讲学报酬。 爱因斯坦本就疲于长途旅途，加上对中国初印象不佳，再看中方缺乏条理的接待安排，心中难免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与日本的接待相比，中国方面似乎尚未做好准备。” 原本计划中的北京之行，需长途跋涉北上，路途颠簸，食宿交通都未有明确安排，连最关键的学术日程也毫无着落。 考虑再三，爱因斯坦最终在上海下榻的旅馆中向外界宣布：取消原定前往北京大学演讲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