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淮海地区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杜聿明指挥的军队丧失作战能力。杜聿明及其参谋长文强被解除武装。 被俘后，管理人员要求文强提交悔过书，他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拒绝配合，并提及自己与组织高层的关系：称毛泽东为其表兄，周恩来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过失，责任也应归于毛、周未能教导好他，应由他们来写悔过书。 文强的背景颇为特殊。他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姑母文七妹正是毛泽东的母亲。童年时期，文强曾与毛泽东共同接触文天祥的《正气歌》。进入青年阶段，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与担任政治工作的周恩来关系密切，并在其引导下参与了共产党的组织。 大约同一时期，经由政界资深人士邵力子的推荐，文强也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清党”期间，该组织进行成员身份审查，规定具有双重背景者仅能保留其中一党籍。文强决定脱离后加入的组织，维持先前的成员身份。此后不久，他参与了一次武装行动，在贺龙指挥的部队中负责基层指挥职务，并在该组织内承担了若干负责工作。 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虽经营救脱险，却受到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遭到不公正批判。 深感委屈的文强愤而脱离党组织，本意是寻找周恩来申诉，但因联络困难未能如愿。最终他被开除党籍，彻底断绝了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 离开共产党后，文强的才能很快被戴笠赏识，加入了军统系统，并迅速晋升为高级情报官员。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他通过精准的情报分析，已得出日本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然而，这一关键情报未被美方重视，未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凭借其卓越的情报能力，文强在军统内部晋升至中将军衔。 戴笠离世后，文强转入常规军事指挥岗位。某次重要战役前，他应杜聿明邀请担任参谋工作，最终两人同时被俘。 被俘期间，文强坚持不认错的立场，使他在一个特殊场所度过了二十六年。直到1975年，他才作为最后一批获得宽大处理的人员恢复自由。在周恩来病危之际，两人曾短暂会面，周总理曾对其多年不肯认错表示不解。 结束这段经历后，文强决定定居，并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两位伴侣先后离世，他感到孤单。 1977年，在同事介绍下，70岁的文强与一位张姓寡妇再婚。婚前有人提醒他对方脾气欠佳，但文强认为对方长期寡居，缺乏关爱，相信自己能用真诚改变她。 然而，婚后生活与文强的期望相去甚远。他承担了大量家务，经济上工资悉数上交，仅得少量零用。一次，年迈的文强在厨房不慎摔伤，妻子亦未予关心。作为文史专员，文强常需熬夜撰写历史回忆录，却遭到妻子斥责，认为他做的是无用的工作。 妻子的冷漠让文强日渐失望。当他开始不再全额上交工资时，竟在严冬被锁于门外。 1996年，文强90寿辰，与其私交甚笃、身在美国的蒋纬国特意寄来贺信及数千美元贺礼。不料，妻子取走美元后，竟将蒋纬国的书信丢弃。此事成为导火索，文强与之爆发激烈争执，最终决定结束这段长达18年的婚姻。 离婚时，张某不仅要求文强的房产，还索要3万元“分手费”（在1996年属巨额款项）。无力支付的文强，只得向远在美国的儿子求助。最终支付费用时，文强还额外多给了2万元，忧虑张某日后生活困难。 离婚后，文强儿子为其购置了新居。搬入新家后，回顾自己三段婚姻，文强曾对友人感叹：“前两位夫人都能与我相敬如宾。原以为以怜悯和真心能感化第三位，未曾想却让自己困顿了整整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