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

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此事需从1945年讲起，当时，国民党四处抓壮丁，“黄茂才”之母为使儿子免遭炮灰之运，多方求人，最终寻到地主少爷“刘重威”。 这位刘少爷隶属于军统，彼时在川康绥靖公署二处担任副处长，刘重威见黄茂才读过初中，是个文化人，且为人老实，便将其留在身边做文书。 谁知道，这一安排，竟把黄茂才卷进了历史的漩涡，后来公署裁了，靠着刘重威这层关系，黄茂才又被调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干起了登记、放风、收风的看守活计。 刚进渣滓洞，特务们告诉黄茂才，这里头关的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千万不能手软，可黄茂才天天看着那些所谓的“犯人”，发现他们大多知书达理，身上有股子正气。 反倒是他那些长官，审起地下党员来，那手段叫一个残忍，把黄茂才吓得够呛，夜里老做噩梦。 到了1948年6月，渣滓洞来了个大人物“江竹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姐，黄茂才给她登记个人信息时，意外发现这位“重点案犯”居然是自贡老乡。 这点老乡情分，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江姐在狱中是特务重点“关照”的对象，每次用刑，那凄厉的叫声，还有江姐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样子，都让黄茂才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点恻隐之心也越发按捺不住。 终于，他鼓足勇气，悄悄对江姐说：“我们都是自贡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 江姐起初非常警惕，以为又是敌人的诡计，不过，同监的地下党员“曾紫霞”倒觉得，不妨试试看，看这黄茂才到底靠不靠谱。 随后江姐想了想，决定递给黄茂才一张小纸条，黄茂才捏着纸条，心里跟打鼓似的，回到宿舍才敢打开。 上面写着：“小黄，我已明晰你的状况，你尚年轻，只要自此刻起，多做益于人民之事，你便会成为有功之人！”” 次日，黄茂才寻到江姐，低声却坚定地回应：“我愿行益于人民之事，”江姐颔首，又观察良久，见黄茂才并无异常之处。 江姐她们这才信了，黄茂才是真心想帮忙，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也随之冒了出来，也许能通过黄茂才，才有机会和外头的同志接上头。 那时候，被捕的同志里，有江姐、曾紫霞这样的硬骨头，但也出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种没骨气的叛徒。 这些叛徒被特务带着，三天两头往渣滓洞跑，指认还没暴露的同志，对地下党组织威胁极大，江姐和曾紫霞一合计，决定冒险让黄茂才送信，把叛徒的情况通知给外面的组织，好让同志们赶紧转移，免得损失更大。 曾紫霞写好信，偷偷交给了黄茂才，一边是良心，一边是脑袋，黄茂才也由于了好一阵子，最后他选择了前者。 他趁着休息的机会，硬是把信送到了地下联络员“况淑华”手里，就这封关键的信，让重庆地下党组织及时知道了叛徒的动向，避免了一场可能更惨的损失。 到了1948年10月，江姐拍板，黄茂才正式成了渣滓洞里党组织跟外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直到年底，就这短短几个月，黄茂才豁出命去，给江姐、曾紫霞她们递了三十多次情报。 他不但承担送信之责，还竭力为狱中的同志获取急需的药品、生活用品，甚至像《重庆晚报》《大公报》之类的报纸。 1949年11月，重庆即将解放，国民党开始打发渣滓洞的一些看守，黄茂才也在里头，离开渣滓洞前，他还帮狱中的胡其芬把那份有名的《最后的报告》递给了重庆地下党。 谁曾想，他前脚刚走，后脚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就在渣滓洞和白公馆搞了大屠杀，这场屠杀，让黄茂才成了“幸存者”，但也给他日后蒙冤埋下了伏笔。 重庆解放后，那些从血泊中活下来的同志们到处打听黄茂才的下落，可他早悄悄回了自贡荣县老家，当了个小学老师，断了音讯。 然而，他始终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1951年，有人揭发他当过渣滓洞的看守，于是他就被当成凶手给抓了起来，并被判了死刑。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嗓子：“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然而，行刑的人也怕杀错好人，就把他押回去重审。 黄茂才把自己怎么帮江姐她们的事儿仔仔细细说了一遍，但没凭没据，公安机关也半信半疑，最后死刑是免了，改判了15年。 蹲在大牢里的黄茂才，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等待和申诉，这份冤屈，一背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1981年，这事儿才有了希望，当年跟江姐一块儿关着、还参与“考验”和委托黄茂才任务的曾紫霞同志，以及其他一些渣滓洞幸存者，知道了黄茂才的处境，她们纷纷站出来为他作证。 她们的证词，加上后来整理档案时翻出来的一些材料，都清清楚楚地证明了黄茂才当年在狱中，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好事。 1982年，经法院复查，原先的判决终被撤销，黄茂才被宣布无罪，得以昭雪。 【信源】央视新闻《百年瞬间丨江姐：在烈火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