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天，冰心九十岁，忽然托人从北京送了一封信到台湾，点名要给孙立人，这信写得不绕弯子，开头就说：老孙，你回来看看吧，大陆已经开放探亲了，我们都老了，那年孙立人也90岁，长期被软禁，连自己吃饭都难，回信说自己“终期所愿之得偿”，却只能写写，再见不上，他心里明白，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跟冰心说话。
信源：《冰心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1990年春天，北京初暖，阳光斜照在冰心先生静谧的书房里。那天，她刚过完九十岁生日。屋外有柳絮飞舞，屋内却寂静如水。
她铺好纸，蘸墨提笔，迟迟没有落笔。她的目光穿过书架与窗棂，仿佛望向海峡的彼岸。
“老孙，你回来看看吧。”
这封信，她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天。
那一刻，她写得很直白，毫不修饰感情，不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大陆已经开放探亲，我们都老了。你回来看看吧。”
信封上，她点名让人从北京带到台湾，亲手交到孙立人将军的手中。
是的，孙立人——她的老同学、老朋友。
他们的交情，要追溯到1920年代，那段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涯。
那时孙立人在康奈尔主修土木工程，后来转去普渡大学攻读军事工程。
而吴文藻，冰心未来的丈夫，在康奈尔研究社会学，三人常在图书馆和学生聚会中见面，讨论中国前途、世界格局、文学艺术与信仰人性。
孙立人沉稳寡言，穿军装时一板一眼，但一谈到中国的前途，便热血激昂。冰心则聪慧温柔，讲起泰戈尔、罗曼·罗兰与《圣经》里的话，总是目光澄澈。
那时的吴文藻与冰心尚未成婚，但他们的友情像书页一样清晰，彼此互相敬重。
她记得一次野外远足，三人走到一片金黄麦田前歇脚，孙立人忽然抬头问：“你们相信中国人能靠自己的路走出去吗？”
吴文藻笑说：“要有你这样的军人，我们就有希望。”
冰心静静地看着他，语调柔和：“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哪怕是苦难中长大的，也会发出光。”
他们都笑了。
笑声随风飘进了一个年代的青春里，成了各自日后回忆中的亮光。
回国后，孙立人走上军旅之路，先是在云南、缅甸征战抗日，英勇果决，被称为“东方隆美尔”；而冰心则投入文学教育事业，笔耕不辍，以《寄小读者》《繁星·春水》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抚慰。
但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将他们推向不同的彼岸。
1955年，孙立人因“谋反案”被蒋介石软禁，长达三十余年。他被幽闭于台中寓所，不再被允许过问军政，不能旅行，连见友人都须层层通报。
堂堂一代名将，竟至于连三餐都依赖看守协助，写信需要审批。
而冰心，在北京度过了坎坷又坚韧的几十年，经历文革的沉寂与新时期的再生。她未曾忘记过孙立人。只是不便、不敢、不易联系。
直到1990年，她九十岁高龄。她心知时光不再等人，于是托人写信，哪怕不能亲自送到，也要越过千山万水，抵达台湾那个孤寂老人手中。
信件被送到台中寓所那日，孙立人也正好九十岁。他戴着老花镜，双手微颤地拆开信封，看着熟悉的笔迹，久久没有出声。
他身边的护士看见他眼角滑下一滴泪。
那一夜，他没有吃饭。
他在昏黄灯下提笔，写下回信，语气依旧坚定，却字字藏着哽咽：
“老同学之念，动于心髓。大陆之开放，诚我终期所愿之得偿……然囿于体力，实难践约。唯盼冰心先生保重，吾虽不至，心常随之。”
他写得很慢，很慢，因为他知道，这也许是此生最后一次与老朋友通信。
后来这封信由中间人带回北京，交到冰心手中。她看完，只说了一句：
“他不回来啦……”
泪水打湿了信纸。
一年后，1991年11月20日，孙立人在台中寓所去世，终年91岁。直到最后，他都没能回到大陆一步。
再一年后，1992年，冰心获邀访问台湾，却始终没有去台中。
她知道，他已不在。
但每次有人提起孙将军，她仍会点头说：“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份情，穿越海峡，横跨世纪，最后凝结成两封书信——一封是问候，一封是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