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著名的命理先生韦石泉去世，独留一子。坊间一片唏嘘，因韦石泉早对几位至交谈过，说自己八字恐寿命不长，未想竟真应验了。 这位韦石泉先生，那在当年的上海滩可是块响当当的招牌。不同于那些街头巷尾摇着铃铛、故弄玄虚的江湖术士，韦石泉先生是正儿八经研究命理的，手头有祖上传下来的真东西。 他为人沉稳，不轻易开口，但凡开口，便能点中要害。在那年代，人心惶惶，能找到韦石泉先生指点迷津，求个心安，是许多人的念想。 老韦先生这一走，年仅十六岁的韦千里，一下子从受庇护的少年郎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留下的，除了一屋子泛黄的命理手稿，还有那句应验了的“寿数不长”的谶语，这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大概无数次在夜深人静时翻看那些手稿，想从那一行行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中找出答案：命真的就那么不可违抗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韦千里一边靠着给人卜卦算命维持生计，一边却没丢下书本。这孩子骨子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再加上从小在他爹身边耳濡目染，对古文典籍悟性极高，愣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国文系。 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国学，更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思潮。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他脑海里碰撞、交融，也为他日后将家传命理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韦千里也曾为自己卜过一卦。卦象显示他“富贵皆无大望”，并非大富大贵的命格，或许安安稳稳做个教书匠或者舞文弄墨的文人，已是上佳。 大学毕业后，摆在他面前的，也确实有过一份上海海关的优渥差事，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在当时足以让人艳羡。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继承父业，在报上刊登广告，以“韦石泉之子”的名义正式挂牌算命。或许是出于对父亲的怀念，或许是对命理学问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亦或许是他真的信了自己那一卦，觉得在命理这行当里更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初出茅庐的韦千里并没有固守父亲的老派做法。他深知，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站稳脚跟，光靠祖传的那一套还不够。 他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潜心钻研，硬是将那些古奥难懂的命理典籍，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重新进行阐释和梳理，并且结合了许多时人喜闻乐见的命例故事。 1935年，一本名为《千里命稿》的著作横空出世，迅速风靡上海，让“韦千里”这个名字开始在命理界崭露头角。 他日后还陆续出版了《精选命理约言》、《韦氏命学讲义》、《相法讲义》、《八字提要》等一系列著作，可见其在易学领域研究之深。 真正让韦千里声名大噪的，还是几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曾慕名请韦千里算过一卦。韦千里看过梅老板的八字，便断言他将来能入仕途，吃上“官家饭”。 当时听者多半一笑置之，毕竟伶人从政，在那个年代还是稀罕事。可谁曾想，多年以后，梅兰芳先生果真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应了韦千里的预言。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被扣留，南京方面人心浮动，宋美龄更是寝食难安。情急之下，通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引荐，宋美龄亲自登门求教于韦千里。 韦千里沉吟片刻，起卦推演，最终给出的结论是：“委员长虽有惊险，但最终会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后来确实印证了韦千里的判断，蒋平安返回南京。经此一事，韦千里名声鹊起，与当时另一位命理大家袁树珊并称为“南袁北韦”。 此后，蒋也常通过于右任向韦千里咨询军国大事。抗战期间，蒋曾派人询问战局。韦千里断言日军猖獗，不过是强弩之末，其势如烈火烹油，旺不过七载。中国虽艰苦，但终将获胜。 名气越来越大，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韦千里的公馆门前车水马龙。然而，阅人无数之后，看着那些捧着金条只为求财问权的人，韦千里内心反而生出一丝悲凉。 他知道命理之学的真谛，并非只是预测未来的祸福，而是在于启迪人心，教人认识自我，顺应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当下。 1949年后，韦千里移居香港，继续他的命理研究与实践，并在报刊开设专栏，答疑解惑，影响深远。香港著名的风水命理师李居明，便是他的弟子之一 。 1988年，这位洞悉天机的命理大家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