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晚，重庆的特务们按计划撤离市区，躲入一个山洞，毛人凤一看，却发现少了一人，顿时惊慌，喃喃道：“如果他不撤出来，西南的潜伏布置就全完了，全完了！ 令毛人凤惊慌失措的人，名叫李修凯，他掌握着西南特务潜伏人员名单，在重庆特务们撤离之际，他却不见了，那么，他去了哪里呢？ 李是大特务徐远举的副手、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也是重庆地区潜伏特务的负责人，但在徐眼中，他什么都不是。 李出生于1911年，湖北应山县人，父亲是湖北第四混成旅的少校营副，但在他十几时便过世了，之后，他被送到堂叔家寄养。 他读书很用功，一心想出人头地，在写作方面很擅长，1932年时被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武汉分社，当了一名通讯员。 这个分社其实是军统前身武汉站，李等于投身于军统，后来他读了一本书，明白了一个道理，像他这种没有靠山，没有突出才能的人，要想平步青云，只有迎奉上司，膜拜领袖。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李确实尝到了甜头，被保送到戴笠在浙江办得特训班学习，毕业回到武汉后，就当上了站长的副手。 之后又是一路高升，从副手到人事股股员，再到军统贵州站书记，再到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参谋。 1939年，他被调到了重庆军统本部当科员，之后也是一直升。抗战胜利后，他终于爬上了军统局人事处副处长的高位，获得了少将军衔，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干城勋章等六种奖章。 1949年，他出任保密局苏南站站长，主要任务是进行电台的潜伏布置。解放军渡江后，他原本已经去了台湾，但后来又被赶回重庆，并委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职务，负责布置特务潜伏。 早在南京解放时，他就听到过解放军的布告约法三章，以为只是一种宣传，但后来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刘仁爵随程潜起义后，真的受到了重用，担任了长沙警察局局长，对李的触动很大。 广州解放后，很快解放军就兵临川鄂边界，李修凯清楚地感觉到，国民党气数已尽，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出路了。 像徐远举、周养浩这些大特务，他们已准备逃台，但李并不想去，他在这些人眼中没有一点分量，就算去了台，也不可能受到重用。 如果不去台湾，那么就剩下两条路了，一条就是到川北打游击，一条就是以实际行动向人民赎罪，争取宽大。 打游击是不可能的，他有严重的肺病，所以，他选择了向人民赎罪。 因此，在特务们逃离时，他一个人偷偷留了下来，等到12月3日，解放军入城接管后，他便偷偷去了几次解放军的军管会，但试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直到12月6日，他才鼓足勇气走进去，一坐下就先上交了两支毛瑟枪和几根金条，之后又上交了两本电台密码、两部CMC特工电台，以及《西南特区潜伏组台布建情况》和《川康滇黔四省潜伏组台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 他还交代，重庆、成都、云南、贵州、西康，一共布置了28个潜伏电台，他亲自布建的有8个。 军管会根据李修凯提供的潜伏特务名册，顺藤摸瓜，一举打掉了李在重庆布置的潜伏特务。 之后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公开宣传，让他暂避居住，并把他的妻子也接来照顾他。一日，他在街上忽然看见一个大特务冉益智，上前就抓住他的衣领，要把他拽到公安局，冉知道李是特务头子，也撕着李不放，两人互相撕扯着说对方才是特务，后来到了警备司令部，冉才低下了头。 1950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李修凯主动投案自首的消息，及他写的《自新书》，这一消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自首与镇压两种方式面前，大部分潜伏的特务选择了自首，一个月就有900人前来登记。 李修凯身患肺病，人民政府也给予了他很好的照顾，多次入院治疗，还安排他的妻子到税务机关工作。 但因李的病是不治之症，最终于1952年夏去世，临终前，他说：“解放军给我带来了光明，让我过了两年零9个月又9天的光明生活，现在，我可以微笑着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