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董健吾被捕，审讯人员要他交代过去的问题，他顿了顿说：“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审讯人员听后，不禁大吃一惊，接着董健吾说出了尘封多年的一段故事。 董健吾，上海人，出生于名门望族，受家庭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1911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成为同班同学。 在校期间，他表现优秀，兴趣广泛，英语流利，对古董古玩也有一定研究，深得校长卜舫济的欣赏。 毕业后，在卜的介绍下当了一名小学校长，7年后回到圣约翰大学当了卜的助理，此时上海局势动荡，“五卅”惨案爆发后，董健吾坐不住了。 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也领着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行动起来，把校园里的美国国旗扯下撕碎，升起一面当时的中国国旗，还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抗议。 董的表现引起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极度不满，而他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辞职，之后便到西安一所教堂当了牧师。 后来受冯玉祥赏识，再加上冯与妻子也信仰基督教，冯便聘请董做了军队的随军牧师，并兼他的英文秘书。 董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在军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与刘伯坚等爱国人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老蒋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冯此时却选择加入国民党，也在军中进行“清党”，他知道董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便告诉他说：“你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了。” 之后董便决定离开西安，尽管上海形势更加紧张，但他还是毅然返回了上海。1928年，在大革命失败之际，董健吾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党组织考虑他的人际关系网比较宽，于是把他安排到了情报科工作，由陈赓直接领导。 但他的对外身份，仍然是圣彼得教堂的一名牧师。在他的掩护下，教堂成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周恩来等人都在此开过会，因此，在党内他被称为“红色牧师”。 1929年底，陈赓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兴办一所幼稚园，接收一批特殊的遗孤。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捕牺牲，他们的子女有的流落街头，沿街乞讨；有的投亲靠友生活困顿；还有一些则连消息都没有。 如果能在上海秘密兴办一所幼稚园，把孩子们都归扰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让革命的火种健康成长，这将是对那些牺牲的革命者最好的慰藉。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办一所这样的幼稚园，难上加难，但董健吾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使命。 在他的艰难努力下，终于在公共租界一幢狭小的房子里办了起来，为了掩人耳目，董通过关系专门请国民党于右任题写了“大同幼稚园”五个大字，挂在大门上，外人一看这招牌就知来头不小，不敢轻易骚扰。 1930年3月初，大同幼稚园正式开园，一批革命者的孩子们来到了这里。 1930年11月，杨开慧英勇就义。出于安全考虑，毛泽民向党组织请求将杨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送往上海。 在幼稚园里，孩子们相处融洽，当时除了毛氏三兄弟，还有很多革命子女，如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等革命同志的子女。不过不幸的是，毛岸龙在入园不久后，便生病夭折。 1931年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网络彻底暴露，大同幼稚园也就办不下去了。 孩子们很快被遣散，唯有毛岸英、岸青两兄弟没有去处，于是，组织上就把两兄弟托付给了幼稚园护士郑兰芳，也是董的现任妻子，并给他们安置了住处。 但是郑自己有个孩子，与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平时母亲经常接济她，如今再加两个孩子，经济拮据，生活拥挤，董的岳母便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住所离警察局很近，孩子们要出门玩，两兄弟的湖南口音很重，如果引起怀疑，那就比较危险了。 于是，董向组织建议把孩子送给他的前妻黄慧光寄养，黄有四孩子，孩子多不易引起怀疑，而且组织上会拨付生活费，黄认为也就是多两双筷子的事，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1932年8月，毛岸英和毛岸青便跟着黄慧光生活了，但似乎在毛岸青心中这并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至死他都不愿提及这段经历。 董向黄说明了两个孩子的身份，黄对两兄弟的照顾也算尽职，但两人的湖南口音还是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为了避免意外，黄便带着六个孩子频繁搬家。 董也经常去看望她们，还给黄留一些自己的钱，生活也还过得去。但到1933年时发生了重大变故，上海地下党遭到国民党的疯狂逮捕，中共组织被迫迁往江西瑞金。 随着上海局势的紧张，组织上给黄的生活费也出现了困难，此后黄不得不去干零工来贴补家用，甚至会叫他们兄弟两个去卖报纸，脾气也变得很差，动不动就会发脾气。 于是，兄弟俩在经历了一次不愉快的责骂后，他们选择离家出走，过起了流浪生活，直到1936年，董才又找到了他们，之后通过关系将他们送到了苏联。 建国后，董因潘汉年案受牵连，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在审讯时，他说出了当年为毛主席抚养孩子的事。之后，由于没查出他与潘有什么联系，于是，董就被释放了。 1970年，董健吾因胃癌去世，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