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演员童祥苓曾感叹：“现在的作品，再也没有八部样板戏那种慷慨激昂了！基本都是“

京剧演员童祥苓曾感叹：“现在的作品，再也没有八部样板戏那种慷慨激昂了！基本都是“情”呀“爱”呀，缠绵四溢，独独少了些铿锵与振奋，给人以力量的东西不多见，而样板戏中英雄人物发自肺腑的唱腔激昂雄壮，使人精神抖擞浑身充满力量。”记得在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年，童祥苓在庆功晚宴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其唱腔娴熟圆滑、气势高昂，唱出了国魂，唱出了国威，唱出了共同心声和壮志豪情，令人倍感激动和振奋，引来了全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样板戏不仅在音乐唱腔上进行了改良，也在服装化妆等部分收获颇丰。虽然此前也有不少现代题材的京剧尝试过在戏服上采用现代服装样式，像“时装京剧”“洋装京剧”等，但“样板戏”的现代服装设计更为精心，它与“样板戏”中的英雄谱系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现代京剧服装体系。 以男性主人公郭建光为例，他的服装设计极具代表性。他头戴军帽，军帽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给人一种威严和庄重的感觉。那身新四军灰色制服，颜色沉稳大气，代表着革命队伍的质朴和坚韧。衣袖上翻，露出白色衬边，这一细节设计巧妙，既增加了服装的层次感，又让整体造型显得更加干练。左臂有“新四”字样的红色臂章，红色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和热血，而“新四”二字则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身份归属。 右肩斜束枪带，皮带在腰，这一设计不仅符合军人的形象，还展现出了他的英武之气。下有绑腿，脚着草鞋，上系红色绒球，绑腿和草鞋是当时革命战士常见的穿着，体现了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红色绒球则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显得他英武干练、严整紧凑，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昭然若揭。从他的服装上，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他作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 女性主人公柯湘的服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她短发造型，显得干净利落，凸显出她的果敢和坚毅。小花格中式大襟褂，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服装款式，既保留了中式服装的韵味，又符合现代革命者的形象。袖口卷起，展现出她积极向上、勇于行动的性格特点。腰束布带，不仅起到了装饰作用，还让她的身材显得更加挺拔，英姿飒爽、朴素大方。 她身上的红色袖箍、鞋上的红绒绣球、枪上的红色绸带连同肩膀上所搭毛巾上两颗醒目的红星，这些红色元素相互呼应，共同提示着主人公的政治身份。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革命、热情和正义，柯湘身上的这些红色元素，将她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身份和使命展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服装设计也很有特点。比如李玉和铁路工人制服打扮，脖子上系长围巾，围巾上有补丁。铁路工人制服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职业身份，而脖子上的长围巾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围巾上的补丁则进一步突出了他劳苦阶层的身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补丁是劳动人民生活困苦的见证，李玉和围巾上的补丁，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 李铁梅着大襟小花袄，凸显出少女的活泼、热烈的性格。大襟小花袄是传统女性的服装款式，穿在李铁梅身上，既符合她的年龄和身份，又展现出她的青春活力。她扎单长辫，甩动或揪扯长辫的动作，在表演中可以很好地表达情感。当她高兴时，长辫会随着她的动作欢快地甩动；当她生气或激动时，又会揪扯长辫，将内心的情感通过这个动作传递给观众。 反面人物的符号化痕迹同样明显。他们衣着奢华，常常穿皮袍皮袄，绸缎衣裤，藏色马褂，胸有怀表银链，头戴礼帽，手拄拐杖。这种传统的中式打扮，暗示着他们没落阶级陈旧、堕落的生活作风和美学趣味。皮袍皮袄、绸缎衣裤等都是富贵人家才能穿得起的衣物，怀表银链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礼帽和拐杖则增添了一份老气横秋和傲慢无礼。 与正面人物朴素、干练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反面人物的奢华穿着让他们显得更加丑陋和可憎。这种服装设计通过视觉上的对比，强化了正反两派人物的形象差异，让观众能够更加清晰地分辨出善恶。 宽大的军装对于芭蕾舞来说并不适合，因为芭蕾舞需要演员凸显身体体型、线条，以及完成腾跃、翻滚等大幅度动作。舞剧《红色娘子军》巧妙地将娘子军的服装改造为紧身的短褂短裤，腿部则打上绑腿。这一装扮乍一看甚为可笑，毕竟与传统印象中女性的柔美形象相差甚远，但它却完美地契合了芭蕾舞的表演需求。 紧身的短褂短裤能够充分展现出演员的身体线条，让观众清晰地看到演员的舞蹈动作和身体姿态。腿部打上绑腿，不仅增加了演员的稳定性，还让她们在跳跃和翻滚时更加灵活自如。娘子军们穿着这样的服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既展现出了女性的柔美，又体现出了革命者的坚毅和勇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