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教授曾直言:“浩然与姚雪垠作品的缺点如出一辙，就是过分拔高，把人物典型化、脸谱化，相比于《红高粱》、《檀香刑》而言，《金光大道》更像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作家王蒙则表达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不了解前三十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绝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 回想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在200多名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中，44岁的浩然是文学界唯一的代表，享有为毛主席守灵的殊荣；2005年，《浩然全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人还在世，便出全集，这在古往今来国内外的文学界，都不能不说是罕见之事。常言说：生不立碑。然而，在浩然的故乡，蓟县白涧乡王吉素村的三郎寨山脚下，有一口水井，在浩然生前便被命名为“浩然井”,并在2002年，由浩然亲笔题写了井名。同样，也是在浩然生前，三河便建立了浩然文学馆，山东昌乐、河北昌黎等地，都有以浩然名字命名的书屋。 据浩然在自传里的回忆，他最初踏上写作之路，那完全是生活自然流淌出的情感促使，并非刻意要去表现自己。时间回溯到1956年5月之前，浩然还在《河北日报》担任记者一职。那时候，河北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展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就像一场盛大而热烈的狂欢，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新鲜事儿。这些事儿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浩然，他不停地写新闻、写通讯，可即便如此，还是感觉写不完，心里直埋怨自己为啥不能多长出几只手来，好把这些精彩的事儿都记录下来。 后来，浩然回到机关工作，坐在办公室里，那些在合作化运动中遇到的人物和发生的故事，就像调皮的小精灵，时刻在他的脑海里蹦跶，让他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心里渐渐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用文艺的形式把这些感受都表达出来。于是，在这种充满生活激情的创作状态下，浩然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工匠，接连出版了六个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当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们充满了生活气息，生动地展现了河北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点点滴滴，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农村世界。 然而，生活就像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创作也是如此。当最初的激情如潮水般退去，浩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创作的困境，灵感仿佛干涸的泉眼，创作呈现出枯竭的状态，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顺畅地进行下去。这时候，浩然就像一位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者，不由自主地渴望超越从前的创作极限，希望能有所突破。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也像潮水一般向他涌来。这些批评就像一把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内心，但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浩然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第二个阶段的创作理念。 浩然出身农村，就像一颗从泥土里长出的幼苗，是从农村一步步步入革命道路的。在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已经种下，并且随着时间慢慢生根发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接受阶级斗争为自己的创作思想，这和百花文艺家的指引、“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当时的政治形势、浩然的创作动机以及他较晚开始的文学创作都有关系。 除了《艳阳天》，浩然还创作了其他一些具有阶级斗争主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试图用更生动、更深刻的方式展现阶级斗争。他会在作品中设置一些巧妙的情节冲突，让不同阶级的人物在矛盾中展现出各自的性格特点。比如，在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情节中，贫苦农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土地，与地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在不断变化，文学的创作理念也在不断发展。但浩然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创作转变，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他的作品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